不言而喻，中国肯定是索罗斯等金融投机者非常觊觎的一个“处女地”，尤其是在中国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后。如果可以在中国也上演一出类似对英镑、里拉、泰铢一样的货币战，他就很可能就会达到其个人职业生涯的成功顶点，赚得来不及数钱。
所以笔者认为，中国必须坚定不移地继续在金融领域的开放，不过这种开放绝不应该是金融投机者所期待的“乱放”，否则百分之百地会引起金融危机，最终倒霉的还是千千万万的中国股民和其他平民百姓。换言之，中国应该尽快建立《反金融投机法》，并在此基础上开放自己的金融市场，只要建立了《反金融投机法》，就可以与金融投机者对阵，轻而易举地打赢他们所制造的货币战争。
（作者是中国旅澳学者，原就职于上海社会科学院）
例如在1992年至1993年，他成功地狙击过英国的英镑和意大利的里拉，获利数十亿美元，却让英镑和里拉陷入危机；1994年他又对墨西哥比索发起攻击，使得墨西哥比索和股市一度崩溃；1997年他故伎重施，先后对许多东南亚国家和地区如泰国、香港、马来西亚和韩国等的货币狙击，引发令人震惊的亚洲金融危机，让很多民众损失惨重。1998年虽然对俄罗斯卢布的狙击没有成功，但也让俄罗斯付出了极为惨痛的代价。
最近金融大鳄索罗斯在瑞士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的一个晚餐会上，对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作出极为严厉的指责，说“习近平是开放社会最危险的敌人”。这不仅引起西方媒体的关注，就连中国外交部也做出了反应。然而索罗斯的这种指责究竟意味着什么？
当然，从索罗斯个人的角度来看，他要求“开放”当然是可以理解的。道理很简单，棺材店的老板总是盼望有人死，因为死得人越多，他就能卖掉越多的棺材。要想让棺材店的老板改弦更张，是非常天真的。然而，这种“开放”是绝对不符合中国千千万万平民百姓的根本利益的。
在笔者看来，索罗斯对习近平的指责，的确颇有价值，不过这种价值在于它证明了有很多的金融投机者越来越觊觎中国这个未开垦的处女地，其实质也就是非常急迫地要对中国发起货币战；同时也证明了中国政府决策层在金融监管上的谨慎非常必要，而且迄今为止，在禁止金融投机、防止金融危机方面，至少在一定的意义上是比较成功的。
由此可见，索罗斯对中国的指责，其实完全是从自己的商业利益出发的，其目的无非就是要逼着中国开放金融市场，使得他能够自由进入中国的金融市场，狂赚一把甚至几把。至于这种“狂赚”会不会给中国带来金融危机，会不会让千百万中国股民大出血，则根本不是他所关心的问题。
就本质而言，索罗斯并不是一个政治人物，甚至都不能说他是一个社会活动家，而只是一个金融家；更为坦率地说，只是一个金融投机者而已。他曾经非常成功地狙击过许多国家的货币，赚得盆满钵满，同时也让一些国家赔得倾家荡产，苦不堪言。
但是在《反金融投机法》建立之前，也就是说至少在目前，中国政府仍旧必须勇敢地做金融投机者的敌人，也就是继续对金融界的“野狗”扎紧篱笆，而绝对不应该给他们有翻云覆雨的机会，确保老百姓的血汗钱不被他们攫走。
然而迄今为止，由于中国政府决策层在金融监管领域所采取的基本政策比较谨慎，用索罗斯的话来说也就是“不开放”的，所以“篱笆扎得紧，野狗钻不进”，索罗斯根本没有机会在中国的金融界，自由进出，翻云覆雨，大展拳脚，而只能望洋兴叹，牢骚满腹地表达不满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