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谓“碎片”还有一层意思。不管国内还是国外，任何运动都已经不可能像整个19或20世纪前期那样，会拥有一个强大的、普遍的、能得到广泛认同的意识形态框架，比如曾经一度颠覆世界秩序的“阶级话语”。

有人可能说，往常社交媒体上不也有各种诉求吗？但他们没有统一的目标，称不上是运动。像个税、高考或疫苗等议题不是会引起更多人关注吗？关注者不等同于参与者。从关注到参与还需要条件。

我不相信“阴谋论”，也因此，不愿意去妄自揣度这一现象的成因。阴谋论令人着迷，但阴谋论无法提供令人信服的解释。问题只是在于，昙花一现的#Me Too其进展特征好像似曾相识。有论者也因此紧张。目前经济社会的一些不确定性或许也增加了这一紧张感。

但不是说，亲历过、见证过或听闻过，就必然会产生此种担忧。因为真正的问题是，这些关于政治运动的记忆何以能被唤醒，之中还要一些环节和条件。我的看法，是正视“运动”与近年中国经济社会的一种微妙转变，或许可以提供一种理解方向。一句简单的“#Me Too不等同于‘群众运动’”是无法回答的。

（作者从事政治社会学研究）

把话拐回来。显然，#Me Too有点要打破安静的趋势，而不是完全碎片化。这意味着一种久违的、强大的能量。很遗憾的是，#Me Too的如下特征，使它给人的形象难以捉摸。

碎片性也不是在中国才出现。比如，在一些欧美国家，运动已被选择性地吸纳和制度化，即国家承认和合法化其中一些集体行动，如女权主义、环境主义和动物权利运动等，让它们成为常规政治，但同时又将那些冲击资本主义制度或挑战国家意识形态的运动边缘化。结果是，这些策略成功引导了运动的走向。只是，与之不同，中国的维稳体系到了地方实践中，倾向于将一切诉求行动都视为不稳定的因素，而缺乏一套明晰的标准，运动的“碎片”更为彻底，刚一出现，更多潜在的参与者还没来就可能消失。

我也不太认为#Me Too等同于或会进展成一种疯狂的政治运动，何况如今#Me Too式微，连是否能构成运动之势都还是一个疑问。但是，目前的担忧，以及不少上一代知识分子随之表示的赞同和共鸣，我也不认为是一种毫无理由的凭空联想。他们中有的是历次政治运动的亲历者，有的虽不是亲历者或见证者，但接受过1978年以来对这些政治运动进行的反思叙事，显然不能无视甚至是否定他们的（经历或阅读）经验。

很少有人否认，集体行动、抗议或社会运动是一种利益表达渠道。它们在常规政治制度之外，充当着展现民意、缓解压力和冲突的功能，也属于一个社会中的“安全阀”。但实际上，一般而言，运动的“碎片”是一个社会较稳定的表现（这里的稳定是描述，不是价值判断），人们也更愿意追求温和的改良，偏爱秩序、制度。

二是控诉很难进入高度官僚化的领域，进入了则必然遭遇更强大的权力反弹。两者一结合而出现的结果就是，最可能被爆料出来的是所谓的“公益圈”“媒体圈”“知识分子圈”。往常还是报道禁词的“#Me Too”此间突然一路绿灯，今日头条、豆瓣和微博等社交平台，更是设置了专门的热门话题，直到朱军被曝才消失。

铺天盖地的“群众运动”，与彻底碎片的“社会运动”，数十年间同时经历过、且能快速实现顺利过渡的国家为数不多。中国是其中之一。也因此，标题里要提“中国图景”。用这一大词绝不是要故弄玄虚。

一是控诉中能真正进入话题中心引起注意的，往往只是有一定世俗意义上“社会地位”的侵害者，而不是更普遍的侵害者，他们仍然逍遥于运动之外。有媒体征集性侵故事，他们也只不过是以“老板”“亲戚”或“同学”等面孔出现，对其影响甚微。何况绝大多数人更不知#Me Too是何物。

#Me Too连日来在中国的发展，令部分学者警惕“大鸣大放大字报”。有论者反驳说，#Me Too与“群众运动”不一样，后者是自上而下的政治运动。还有论者说，由#Me Too联想到“文革”是一种自我迫害症，此一时彼一时，经历过经济社会和信息传播的变革，中国社会今非昔比。

不过，#Me Too也是脆弱的。这不只是因为#Me Too来自社会而不是自上而下的政治主导，随时都可能被取消，而更是因为支撑#Me Too的意识形态注定不太可能成为中心议题，也就无法走出精英阶层将运动真正大众化，引起所有阶层关注、参与。

到此，大致可以说，上世纪末以来的集体性诉求表现为地方性或局部性、只以经济利益为目标，且没有一个强大的意识形态。

实际上，“全国范围内的、非经济利益的集体行动再也无法动员”，自下而上的不行，自上而下的也不太可能。原因之一在于，曾经可以使用的动员组织基础（比如城市里的单位制和乡村的人民公社等集体性组织）已经不复存在。随着市场经济的进展，个体崛起，流动增加，进一步支离了动员基础。

然而，谁曾想，刚兴起不久的#Me Too，好像有点不一样了。它原本是一场网络行动，鼓励受害者重塑“你没有错”观念，勇敢讲诉受害经历，向侵害者“讨个说法”，向不平等的男女性别结构（同性性侵#Me Too还未兴起）宣战。女性权利运动其实也只是一个比较边缘的话题。如今的#Me Too，通过社交媒体上的传播，即便没有组织，也快速动员起了南北大地的参与者，超越地方，以文化观念而非经济利益为目标，且相较于目前中国其他议题已经显现出较大的阵营。原因之一，公共领域同时兼具合法性和行动力的议题已经为数不多。

近代以来，还只有阶级这一种话语具备过这样的力量，它产生过影响世界秩序的浪漫想象和实验，也带来过一些灾难。#Me Too的建树，最终更可能在于更新人们关于性别关系，尤其是性骚扰与性侵中权力关系的观念。观念的力量同样重要，但绝不是一日之功。

就再回到刚才开篇第一句说的“社会运动”碎片性。它是今天最为熟悉的状态。什么意思？上世纪末以来，中国的集体性诉求大致上被成功地限制在地方性、以经济利益为诉求的一类。这也是一个政治属性逐步被退去的过程。执行这一历史性转变的，是长期行之有效但饱受争议的维稳制度。诉求者为经济权益而来，地方也以“花钱买稳定”的逻辑安抚。随之，全国范围内的、非经济利益的集体行动再也不太可能实现动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