漫步
严肃话题表过，说些跟文字有关的古人趣事。北宋文学家苏东坡有一回跟他的好友佛印和尚游船河，忽然间，苏东坡瞥见岸边有一只狗在啃河上漂过来的一块骨头，他灵机一动，笑着对佛印说：“狗啃河上骨”。“河上骨”，“和尚骨”，大智慧的佛印怎会听不出，他也不是省油的灯，想了一下，便把手中写有苏东坡诗句的折扇丢到河里去，然后看着东坡兄微笑不语，苏东坡拍手叫道：好一句“水流东坡诗”，两人哈哈大笑。你骂他“和尚骨”，他回敬你“东坡尸”，好友互相戏谑。高手过招，境界就在不言中。衮衮诸公所谓 “音同字不同”（就是“同音字”啦），正是华文美妙的一面。
这件趣事的下半部有关“读”与“渎”的情节看来有高度杜撰的嫌疑，您说呢？
反观今天的新加坡，只要看到有人在推行双语方面表现出诚意和心意便足已叫人感动。
我以前读到这则趣事，怀疑前半部有关那本读不懂的书是后人杜撰的，直到最近在易中天教授《大宋革新》一书中读到，北宋时期，经常骚扰大宋的西夏把汉字的笔画偏旁东拼西凑，独创了一套“西夏文”，看似汉字，又不是汉字，书中还有照片显示遗留后世仅存的“西夏文”残片。所以，当年的踢馆老人可能就是带着一本来自“西夏”的书，把苏东坡给忽悠了。真相是否如此，还望有学者去钻这个“牛角尖”，严肃地考证一下。
过去几年，华语运动的目标对准受英文教育的一代，其实，都38 年了，受英文教育一代要学华语的早就学了，不要学的，也不须要在他们身上浪费太多精力，目前更应该针对的是双语教育底下长大的一代。别以为他们都是“双语”，他们的思考语言是英语，出来社会后，由于华语华文少用，能力越来越差，而趋向“自我单语化”，这已形成了一种社会现象，他们生了下一代，也很自然地以英语作为家庭语言。比较起来，双语国人的下一代碰到的华文华语学习障碍比双语时代前更大。双语时代前，父母还会跟下一代讲方言，而现在的年轻父母几乎都跟下一代讲英语，甚至不少奶奶爷爷辈也以不三不四英语跟孙儿沟通，华语正式成了“外语”，这是有待推广华语运动当局去努力攻破的一道瓶颈。
几天前，我把我那辆高龄车驾到维康进行检查，在把车交给检查人员之后，我站到一旁等着，一时无聊，才注意到两个检查站都立着牌子，用双语说明车辆检查是怎么回事。我仔细阅读和对照英文和华文，发现华文中的各项技术名称都能准确地翻译出来，一两个错别字无伤大雅，显见当局的用心。如此认真对待双语的例子已属罕见。
最近我国全国人民都在为一件“小事”生气，当然这是夸张的说法，华文不够好，或是不懂华文的人根本就不知道天底下发生了什么事，知道了也多半是一笑置之。看到这么多人生气了，有关部长不得不说这是“严重错误”，当局衮衮诸公也拍胸膛作出高难度的保证，说“这类事以后不会再发生”。
《联合早报》高级评论员傅来兴近日在《彼岸华文现象》一文重点讨论马来西亚华族报读报考华文学生人数减少的现象，提到《星洲日报》最近又发起“抢救华文”行动，“希望唤起马国读者重视华文水平下滑的情况”。马来西亚华族学习语文的决心世上绝无仅有，而他们须要学习华文、马来文和英文三语实比新加坡华族所面临的挑战更大。
虽是一水之隔，今天新、马两地华人是在不同水平上谈论华文学习的问题。除了南马华人华语盛行以外，半岛上各城镇的华人社群中，方言依然生机蓬勃，但多年来并未构成华人子弟学习华文的障碍。
苏东坡文章好，书法也是一绝，后人论宋代书法家，都要说“苏黄米蔡”，苏东坡排第一。东坡从小读遍圣贤书，对此，他自己还是挺骄傲的。有一回他写了一幅志得意满的对联：“识遍天下字，读尽人间书”贴到了门口，几天后有一位白发苍苍老者拿了一本书来求见，见到苏东坡后，他说：“领导才高识广，无所不通，请您帮我看看这是什么书，我怎么一个字都不认得？”苏东坡拿过来一看，吓出冷汗，书上写的都是汉字，可是他却一个字都不认识。经老人这么一“踢馆”，苏东坡马上把对联撕下来，重新写过，在上下联之上各添上两个字：“有志识遍天下字，发愤读尽人间书”，天才就是天才，苏东坡就是苏东坡。可是新的对联贴上去，过几天，又来了一个年轻人，看样子是个读书人，他对苏东坡说：大人亵渎圣人了，您怎么可以说“发愤渎尽人间书”呢？原来这个年轻人是来找茬的，就因苏东坡的书法龙飞凤舞，“读”字看来像“渎”字。
作者是本报特约评论员
说到这里，大家都知道我说的是哪回事。“听说读写”成了“听说渎写”，推广华语运动当局被骂到臭头。平心而论，这场“文字惑”（文字祸？）之“严重”不在于斗大错别字逃过衮衮诸公的眼睛，这仅是疏于审查的个别例子，而是它对华语运动今后起着长久的负面作用。不少人借题发挥，对我国华文水准江河日下大吐苦水，有些人因此发出华语运动“可以休矣”的悲愤之言。
彼岸华文的生存一贯面对不利的政治环境，但华族却能一直保持对华文的高度尊重是值得我们敬佩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