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不过，在刚果民主共和国与美国公司FG Hemisphere一宗债务纠纷的诉讼中，终审法院以案件涉及外交关系为理由，提请中国全国人大常委会释法，中国全国人大常委会释法时，指英国《1978年国家豁免法令》不应再适用于香港，于主权豁免权上，香港应采取与中国本身一致的做法，采用绝对豁免权，主权国家于香港所作的任何作为，都在主权豁免权下不被起诉。2011年9月8日终审法院判决后，香港在主权豁免权上，再没有任何例外可言。
作者是居港英籍时事评论员
虽然刚果民主共和国诉FG Hemisphere的释法，都受到不少香港法律界人士以及商界人士批评，但至少这次释法是少数依《基本法》上列明的明文程序进行，中国全国人大常委也确实有权力进行释法，因此所受质疑也最少。如果连这次的释法，在新加坡装甲车案中居然得不到确实履行，中国全国人大常委在港释法所享有的权威性，就将会越来越成疑问，损害就不止新中关系这样简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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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2011年9月8日，香港终审法院就刚果民主共和国诉FG Hemisphere案的判决前，香港在主权豁免权上，一直沿用英国《1978年国家豁免法令》（State Immunity Act 1978）的相对豁免概念，亦即主权国家的商业行为，并不能引用主权豁免权而豁免被起诉，主权国家在香港，还得就商业纠纷或商业行为引发的法律责任于法院应讯。
所谓主权豁免权，就是基于国与国之间平等基础上，当一个主权国家的行为，于另一个国家法院被起诉，一般不予行使相关司法管辖权。无论中国、英国、新加坡还是香港，都有这概念。
对中国而言，如果不想这件事有损新中关系，只要香港政府按2011年的人大释法，让装甲车予以放行即可。根据人大释法行事，也算是中国在香港行使了主权的表现。这其实也保全了中国的面子，无损新中关系，以及香港自由港地位。
但如果中国继续要香港扣留这批装甲车，不单有损香港自由港地位，损害中国的经济利益，另一方面，全国人大常委释法的效力，也会进一步受质疑。既然中国全国人大常委在释法中，已经列明香港行使绝对主权豁免权，坚持扣押装甲车，到底中国全国人大常委释法的效力以及逻辑在哪里？
下来就看北京当局，能否以有智慧和符合香港法律的方法，解决这次装甲车被扣事件。若然北京当局迅速将装甲车归还新加坡政府，这件事的负面影响是可以减到最低，做到新港中三地皆赢的理性局面。
新加坡国防部长黄永宏医生于1月9日在国会会议上，答复五名分别来自执政党及反对党国会议员，关于武装部队装甲车于香港被扣案的提问时表示，装甲运兵车及其装备是新加坡政府的资产，受国际法所承认的国家主权豁免权保护，要求香港尽快归还。
作为香港政府的法律顾问，角色等同于新加坡总检察署的香港律政司，既然曾撰写对刚果民主共和国对FG Hemisphere案释法的理据，袁国强资深大律师（地位等同英国女皇律师）理应知道，扣留装甲车在法理上站不住脚，律政司有责任向香港海关提供法律意见，指出在香港现行法律下，并没有任何理据扣留以商业船只运送，并无装有任何弹药的装甲车。尽管这批装甲车于法律上属战略物资，但主权豁免权凌驾一切，这也十分清楚。
既然中国全国人大常委解释《基本法》时，已经确立了英国《1978年国家豁免法令》于香港不再有效，并跟随中国实施绝对主权豁免权的原则，那香港根本没有任何法律基础去扣留新加坡武装部队的装甲车，香港海关应根据刚果民主共和国诉FG Hemisphere的案例，立即将这批装甲车归还新加坡政府，而并非继续以调查为理由予以扣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