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令执行初期,难免还有可以检讨的地方。我只希望POFMA在执行时,每一个案例都能说明哪里错、为什么是错的,让人明确知道纠正错误有超越政党政治的意义。
总的来说,政府首四次援引POFMA,都有他们要指出错误的目的,遗憾的是这四个案例被POFMA的逻辑错误没有充分解说,人们就会把注意力放在被POFMA者身上,而四人恰恰又都有政党色彩,于是简单的经验主义者难免就会把POFMA和反对派等同起来。虽然这其实也是一种偷换概念,同样会被POFMA,但只要不公开或不明文说出,又或者只是懵懂地觉得如此,那已经是偏离了当初花那么多时间和人力讨论POFMA的本意。
A的答案:“第三只毛毛虫朝反方向。”
政客被POFMA,究竟能不能让真理更明?这是另一个得深思的问题。政客面对事实时大概不能不低头承认,但是他们肯定也会把被POFMA当成反对派“荣誉勋章”,正如鲍耶一夜成名、陈智祥的网页流量增加。一般人的收获是什么?
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
POFMA今年10月2日生效之后,大家都在关注哪一个网站或者什么情况下、什么人发出的信息会先“被POFMA”,结果政府在11月25日到12月16日,不到四个星期内,援引了四次POFMA法令,要求发贴文者和网站贴出更正声明。这四个更正的原因都不一样,值得认真研究。
两天后,政府第四次援引反假信息法令,这次指示人民之声创党人林鼎更正两则面簿贴文。因为林鼎贴文引用了一些数据,会误导人们以为本地学生获得的教育资源比外籍学生少。林鼎最后按照指示贴上更正。
第三只同样说:“我后面同样有一只毛毛虫。”
曾在革新党旗帜下参选的陈智祥回应说,自己已移民澳大利亚,新加坡法令对他鞭长莫及,还在网上说:“我想感谢新加坡政府为STR带来了更多地区的网络流量。”
先问大家一个“欠扁题”。
另一种情况是纯然说谎,比如发布虚构信息,让人以为警方会因为有人虚构对执政党不利的信息,而把人抓起来,制造白色恐怖的印象。
选择B的人,应该是对是非黑白要求分明。他也可能掌握了真正的情况,比如他亲眼看到这三只毛毛虫的排列,所以知道第三只毛毛虫后面没有毛毛虫,因此断定第三只毛毛虫在说谎。
支持或接受立法防止网络假信息和网络操纵的新加坡人,看待某些时政网站和政客的网上言论时,本来就抱着怀疑的眼光。在没有POFMA的时候,当局也可以随时发文告澄清错误信息,效果难道不如POFMA?
因为这是“欠扁题”,标准答案是B。如果是个逻辑题,其实两个答案都有道理。
(作者是华文媒体集团新闻中心总编辑 hanym@sph.com.sg)
不然我不能想象大选期间,还会有多少POFMA案例,我们跑新闻的人要花多少时间和版位报道这些意义不大的假信息,削弱对国家议题的讨论。
B的答案:“第三只毛毛虫说谎。”
第一只毛毛虫说:“我后面有一只毛毛虫。”
第三次援引POFMA在12月14日,针对新加坡民主党两则面簿贴文和一篇网络文章,内容谈他们一贯关注的人力和公民就业问题,因为文章内容有误导性的图表和不实信息。民主党最终遵从指示贴出更正,但是表明要上诉。
11月28日,States Times Review网站主编陈智祥发贴文声称有人因为揭露人民行动党一名可能在下届大选参选的新人应该辞去职务,而遭逮捕。这个子虚乌有的贴文涉及多重虚构,我不在此浪费笔墨。面簿后来在我国政府要求下,在涉事贴文附上更正声明。
第一个被POFMA的是鲍耶(Brad Bowyer),他被指发布假信息,影射新加坡政府直接参与两家政府投资机构的商业决定。政府11月25日向他发出更正指示,鲍耶当天上午就在贴文中附上声明。鲍耶何许人?以前少有人知,目前是新加坡前进党党员的他,因为被POFMA,一夜成名。
POFMA应该是一个能够准确点出是非黑白的法令,如果不能准确说明错在哪里,又或者用在可以讨论的灰色地带,它可能演变成肥皂剧一样歹戏拖棚。
第二只也说:“我后面也有一只毛毛虫。”
用逻辑去看这四个案例,大致可以归纳到三只毛毛虫问题中的两种推论。一些是偷换概念,比如给外国学生的奖助学金总额超过新加坡学生,就说成教育部给外国学生的资源多过本地学生,这是把“奖助学金”这个“部分资源”,偷偷换成“全部资源”。偷换概念的手法,最适用在操弄情绪化课题,特别是关于新加坡人和外国人权益分配课题上。
答案A,因为没把题目的场景和现象描述完整,在信息不完整的情况下,你可以用对你最有利的方式理解,得出一个对你最有利的答案。这包括“偷换概念”,让情况变成对自己有利。
从法律和道理来看,这四次援引POFMA都有理由,除了声称自己不受新加坡法律约束的陈智祥,其余三个都遵从指示。即使陈智祥不遵从,面簿还是依据我国法律在不实内容的贴文中,附上更正声明。
提出这个欠扁题,严肃地说是个逻辑题,是因为防止网络假信息和网络操纵法令(简称POFMA)生效后,我觉得逻辑思考更显得重要。
有三只毛毛虫排成一条直线。
法令执行初期,难免还有可以检讨的地方。我只希望POFMA在执行时,每一个案例都能说明哪里错、为什么是错的,让人明确知道纠正错误有超越政党政治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