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据联合国发布的《世界人口展望》报告，全球人口到2050年将增至97亿。然而吊诡的是，人类来到了一个空前大变局：2018年底，地球上有7.05亿老人，6.8亿婴幼儿；老年人的数量首次超过了婴幼儿。按目前的老龄化速度推算，到2050年，涵盖欧洲、北美、东亚、东南亚地区的48个国家地区的老年扶养比（扶老比的概念是多少适龄劳动人口照顾一位长者）将降至2以下。

在新书发布会上，国大社会学系教授、家庭人口研究中心创始主任杨李唯君教授及多位学者针对家庭与人口，发表了“长者长照及终身学习”“新加坡的社交网络”“孝道在新加坡”“新加坡乃至全球家庭结构的变化”等课题的演讲。由于各个课题皆是教授们的专项研究，教授们各10多分钟的发言，可说是给现场观众快速地上了深刻的一课。

社交网络目前热传一个“Legit Old: Retired and travelling the world”的视频，受访的68岁退休人士表示他年轻时忙着工作，虽然还想继续工作，但因为三年前跌伤不能工作，“就可以享受了”，退休后出国超过十次了。他把组屋“卖回给政府”，把钱存进公积金户头，在公积金终身入息计划下每月领取千多元的入息。

家庭是社会的核心单元，个人主义抬头、人口结构更动、社会价值观变更，家庭以及与之密切相关的婚姻关系遭到各种挑战，正深刻地改变着社会的细胞。

全球独居老人排在前列的是芬兰、荷兰、挪威、瑞士，除了瑞士税率较低，北欧三国高税率是分配福利资源的最大动力。至于“长寿国”日本，超老龄化加剧养老金紧张，日本政府正拟将退休年龄延至70岁。但对日本老人来说，害怕“无缘死”（孤老死）是高龄老人愿意持续工作的原因之一。“无缘死”，指人生前失去了血缘、业缘、地缘，死后尸体无人认领。工作可以建立社交网络，与其孤老，不如“独立老”。

今年6月6日，国大家庭人口研究中心于新加坡书展发布了《亚洲家庭与人口》。这本双语文集收录了中心的专家学者自2016年以来在《早报星期天·人文亚洲》专栏发表的30篇文章及英译本。

家庭的定义是社会性的，任何政策的改变，须经过社会对话，立法来进行。对“家庭”的定义的“松绑”，也可以为制定政策、治理社会方式提供不同的思维。

另外，他把一个房间租出去，每月有几百元的租金，再加上孩子偶尔给他的零用钱，生活不成问题。视频中没提到的，或许也包括他持有立国一代卡或者社保援助计划（CHAS卡），医疗护理获得津贴。这个“Legit Old”系列的视频大多反映活跃老年，比如83岁仍快乐工作的机场地勤爷爷，一对在安老院中认识而共结连理的爷爷奶奶，但这位“退休了快乐游世界爷爷”的一句“我裤袋里的钱就是给我花的”，让人看了为之一怔。

另外，家庭的功能和定义，在不同的历史阶段和不同的文化都有所不同。从三代同堂、核心家庭，到隔代（爷孙）家庭、未婚单亲家庭、离异单亲家庭、单身户，或者已经出现但未获社会广泛认可的同居伴侣、同性伴侣家庭，今日的家庭结构已大不相同。在不同家庭结构老去的人们，需求也自然不同。

近年来，我国通过公积金终身入息计划、终身健保、社区关怀基金等加强并扩大社会安全网，但政府或非政府机构能做的毕竟有限，针对家庭结构、文化、社会心理等面向，建构社会性的指标，以应用于宏观层次的社会政策制定或许是可行且重要的方向。

（作者是华文媒体集团文创、教育及新兴事业群助理副总裁兼焦点出版总经理）

比如，除了延迟退休，可以仿效香港、台湾、日本“以老护老”，鼓励中低龄长者加入义工组织，关心高龄长者；通过津贴、特定支持计划与社区营造能力，推动民间组织策划组织适合老龄人口参与的文娱活动，包括传统戏曲、方言节目等。

根据2009年至2011年的老年人健康与老龄化的追踪数据，新加坡独居老人的孤独感——包括缺乏陪伴、独自留守以及疏离社区——有增加的趋势。

全球老龄化预示着普遍的劳动力短缺和经济低速增长时代的来临。人口结构的变化也难以避免地对各国的社会保障和经济政策产生影响，包括应对养老、医疗保健和老年福利的需求压力；另外，人口老龄化，扶老比下降也给配置社会资源、维系社会和谐稳定带来挑战。

就有如国务资政兼社会政策统筹部长尚达曼在《亚洲家庭与人口》一书的前言提到的，“良好的政策和顶尖研究密不可分”。研究人员深挖社会现象及其根源，对于政策制定者设计干预措施、评估政策成效有其重要参考价值。

当然，不能以这个个案的消费习惯概括所有的退休人士，因为并不是所有的退休人士都有足够的积蓄或家庭支持网络，尤其是独居老人。引用杨教授在书中《我一个人住》一文中提到的：新加坡单身户的比率从2000年的8%升至2010年的12%，在这当中，独居老人可能面对的经济困境和社会疏离感值得关注。

许多民众直观的期望是国家拨出资源应对养老，但个人对家庭人口政策的反思也有助于了解时局的变化，并且对个人及群体需求做出调整。

陈恩赐副教授在讲座后回应对家庭的定义时说，由宠物如果和主人有深厚的感情，宠物和主人也可以被视为“家庭单位”。以此类推，在处理宠物问题、甚至长者在组屋走廊种植花草问题等，或可以通过诱导和解说，以比较谨慎弹性的方式来处理。

近年来，我国通过公积金终身入息计划、终身健保、社区关怀基金等加强并扩大社会安全网，但政府或非政府机构能做的毕竟有限，针对家庭结构、文化、社会心理等面向，建构社会性的指标，以应用于宏观层次的社会政策制定或许是可行且重要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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