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能说，宏观层面的治理问题在多数情况并非个人能力不足所致。政治之所以陷入负平衡或对等无能，更大的原因之一在于，在个人能力之外，忽略了团队能力的因素。这还不单是指团队所有成员能力的总和，也包括成员之间的互动和配合，以及他们是否目标明确，前进方向是否一致。如果为了个人风头而踩着其他成员的头上过，或是拉帮结派搞小圈子，不但无法达到“一加一等于三”的协同效益，反而会使团队名存实亡。

历史上此消必有彼长，此兴必有彼衰。成熟的民主国家常以此解释政权轮替的现象。不过英国两大政党异常地同时处于萎靡不振的状态，引起了《经济学人》杂志的关注。一方面，执政的保守党内部围绕首相特蕾莎·梅的脱欧方案意见分歧，过去两个多月有数名阁员出走，甚至变相挑战相位；另一方面，按常理本应乘虚而入的工党却没有好好对执政党问责，反而因“反犹门”风波而引起内耗，直到本周的党大会上才铆足火力向首相施压。

负责监督权力的一方没有扮演好自己的角色，使掌权者虽办事不力却也不思进取。反之亦然，掌权者不思进取，监督者也就更认为自己不盯得那么紧也无所谓。《经济学人》形容，两党之间形成了一种“负平衡”，双双把过多精力花费在意识形态斗争上，却无暇顾及党内无能和涣散的状态。

治国最忌无能，轻则发展停滞，重则因政局出现不稳定，最终祸国殃民。也正因如此，新加坡政府一向强调从政者的素质和能力，并将之奉为圭臬。然而，民众多半只意识到能力的重要，但对于治理能力涵盖哪些方方面面，应用哪些标准来衡量治理能力，却没有细细探究过。

从最基本层面而论，治理能力关乎个人的办事能力，这也是社会对于能力二字的直观认知。个人办事能力又可进一步划分为决策和执行等“硬技能”，也包括人际沟通、同理心等“软技巧”。不过就这些能力而言，英国政府无法推出各方所能接受的脱欧政策，难道是因为制定政策经验欠缺？又难道政治家凭他们一次次打赢选战的才干，仍不明白国家政治深陷泥潭的根本原因？

愚人之渡

最后，国家政治是否陷入负平衡的另一个决定因素，是政治家，乃至人民是否允许无能成为一种常态。就如权力需要有反对声音监督一样，民众的批判性思考能力也必须跟上政策论述的节奏变化。假信息泛滥的时代，凸显了搜集资料和查证的重要性，但在这之上更不可或缺的，是源自自身道德标准和使命感的判断能力。

（作者是新闻中心记者 yznam@sph.com.sg）

内政部长兼律政部长尚穆根本周也借在“新加坡企业治理周”开幕活动上致辞之机指出，尤其在一个统揽全局（dominant）的总理引退时，权位之争并非不可能，只要凑够部长、议员和党干部就足以倒戈，这将进而对政、民、商等方面产生影响。因此，由接棒班子选出同侪之首，较不可能出现反对最终领导人的局面。

不过必须指出，能达成共识只是团队能力的基本条件，团队共识是出于成员的有机默契和配合无间，或是因个别成员消极、勉强合作才得以成全，也将决定团队能走多远。如果要成为能服众的领导人，那这个人不只要做到“同侪之首”，也必须是“同侪之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