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粮食安全的角度而言，各国也须寻找多元化的蛋白质来源，尤其小国如新加坡，没有土地可以进行农畜牧业，不管是蛋白质还是碳水化合物，都面对严峻的粮食安全挑战。工业化生产蛋白质，也许会成为日后许多国家满足国民蛋白质需求的办法之一。一般来说，工业生产是标准化生产，比农畜牧业更安全可控，更重要的是，碳足迹更少。
主观上，人们对于培植肉食品存在抗拒心理是很正常的。这与许多人现在仍抗拒转基因食品一样，但随着时间的演进，人们迟早会接受，就如已接受杂交农产品一样。现在许多人购买白米时，已不关注是否产自杂交水稻。要让人们接受培植肉，最基本还是得看两个因素——价格和安全性。在安全性方面，我们有食品局的新型食品监管框架，当局允许培植肉上市，意味着其安全性已过关。价格则视市场供需而定，长远而言，动物肉类的价格会因纳入碳成本而上涨，培植肉会因规模生产而下降。
从粮食安全角度而言，一场冠病危机让我们看到我国粮食安全的脆弱性，当边境关闭、国际物流链中断时，很可能有钱也买不到粮食。因此长远而言，培植肉很可能是别无选择必须接受的食品之一。由于我国土地面积不足，而传统的粮食生产须靠大量土地，因此让粮食供应多元化，是确保国人任何时候都不会饿肚子的对策之一。粮食多元化就包括了保证本地自产比例的“30·30愿景”、多元化的食品进口以及新型食品的开发。培植肉只是替代蛋白质的一种，其他还有昆虫蛋白、植物肉和藻菌类蛋白。最重要的是，不管哪一种蛋白质、进口自哪里，必须一以贯之的是消费者的知情权与选择权，即在包装上明确标示，让消费者自行选择。
科研人员从活鸡身上采集细胞，提供细胞所需的营养，再放入生物反应器进行培植。培植肉加上绿豆蛋白和面包糠，最终制作成可食用的鸡块。整个生产过程只需几个星期，与酿制啤酒相似。食品局评估后认定培植鸡肉安全可食用，而予以上市许可。培植鸡肉最后能否为消费者所接受，则是另一个问题。
肉类食品的生产是不环保的，尤其牛肉、羊肉等红肉，需要大片土地和大量水源。牛羊也会释放甲烷，这是比二氧化碳严重20倍的温室气体。鸡肉的生产则面对抗生素、疫病等问题。海鲜食品面临海洋生物资源枯竭的威胁，今天许多渔船要到离岸更远的大海捕捞，国家也因为争夺海洋捕捞权而关系紧张。随着全球人口日益增长，而农耕地和海洋资源有限，未来如何为人民提供充足、低碳的蛋白质，是科学家和决策者必须解决的长期问题。
随着气候变化日趋严重，粮食生产的碳足迹问题将越发受到关注；可以预期，将来碳成本一定会被纳入肉类食品的价格中，环境代价越高的肉类如牛肉，价格将上涨。工业化生产的各个环节，包括所采用的细胞来源、培养基、能源消耗等都可以掌控，所出产的培植肉理应比农畜牧业更低碳，只要达到规模生产，价格就会下降。也许有朝一日，动物肉类将比培植肉更昂贵，甚至成为富人才负担得起的食品。不过，业界对于培植肉的生产是否较低碳还未有定案，因为工业生产仍须消耗电力，许多国家仍高度依赖化石能源。
培植肉的社会接受度还受心理、文化、宗教、伦理等因素所影响。一些基于不杀生原因的素食者，也许会面对是否食用培植肉的迟疑，因为培植肉是肉却又不涉及杀生。不过，对基于宗教原因的素食者而言，培植肉始终是荤食；一些终极素食者也可能对从动物身上提取细胞的做法不能苟同。另外，培植肉是自然还是非自然的食品，也会引起宗教伦理界的讨论。今天的许多食品高度加工，使用大量人工添加物，并不容易明确区分自然与非自然。
新加坡食品局批准美国食品科技公司Eat Just研发的培植鸡肉在我国面市。这意味着我们又多了一种肉类食品选择。与蓄养和屠宰的动物肉类食品不同的是，培植肉在工业厂房里生产，严格来说更安全、更低碳、更环保，但要人们广泛接受还需要很长的时间和很多的推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