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外，冠病疫情冲击全球经济，我国也无法幸免。有预测指冠病疫情可能使全球倒退几十年；我国过去几年取得的增长也很可能一笔勾销。展望未来，许多人的收入增长将放缓，甚至倒退，工作前景也充满不确定性，但医疗成本涨幅会否同样放缓，没有人知道。不过国家推行终身健保计划，就有义务和责任确保低收入群体能负担保费。因此，政府给予建国和立国一代保费津贴、中低收入者津贴、一次性冠病津贴等，来降低国人所须承担的终身健保保费。

2020年10月2日

卫生部属下终身健保理事会就实施五年的全民重病医疗保险终身健保计划，进行了全面检讨并提出了一系列改进建议，包括调高各年龄层的保费、提高每个保单年的索偿顶限、调低私人医院索偿额扣减比率等。

另外，理事会建议，到私人医院求医的索偿额扣减比率从35%降至25%，这一方面意味着保户必须自掏腰包或私人保险业者必须作出更多赔偿，间接推高私人综合健保计划的成本和保费；但另一方面，可以鼓励原本想要到私人医院或住高等级病房的保户，转而使用更符合他们利益的医疗资源，长期下来也可以控制医疗成本的涨速。

要解决这个难题，必须对医疗服务的供与需进行外科手术式诊断与治疗。从供给侧来说，医疗费定价、药物费、尖端医疗设备的采用、医疗人员供应等问题，有必要全面仔细检讨。本地医疗人员一直都短缺，随着人口老化，这个问题只会更显紧张。医疗费更是一大痛点，因为它基本上不能讨价还价，保户也不可能一直看不同的医生，所以提高医疗费透明度是必要的方向。

理事会的一项建议——在社区医院接受亚急症护理的索偿顶限提高，这有助于鼓励亚紧急病患到医疗成本较低的社区医院治疗，释放成本较高的综合医院资源予其他紧急病患，间接降低整体医疗成本。

终身健保理事会建议的各年龄层保费涨幅介于11%至35%，人们担心将来负担不起这样的调涨幅度，是可以理解的。医疗费和保险费随年龄渐长而增加是必然趋势，因为年纪越大，生病求医索赔的可能性越高。尽管人们的收入多数随着年资而增加，但一般退休后就大幅减少或不再有收入。按拟议调高的终身健保保费计算，在不考虑津贴的情况下，67岁退休以后若继续支付保费20年，需要3万多元；这还不包括以后的任何调整。现在处于职业生涯的人要至少为自己准备好这笔钱。

没有人愿意自己年轻时赚的钱，年老时都用来养医生；但万一有需要时，有保险就有安心。最重要的是，要把年轻时赚的钱留着自己花，就要确保自己的健康。健康是唯一自己能掌控的因素。

从需求侧来说，我们每个人的责任就是保持身体健康和病向浅中医，这是对自己负责，也是对后代子孙负责。生病抓紧时间治疗能提高治愈机会，若等到病情恶化才就医，花费的成本和时间更多，治愈机会更低，所受的痛苦更甚。

从理事会调整终身健保方方面面的理由可以看出，医疗通货膨胀是一个棘手问题。咨询公司韦莱韬悦今年初公布的调查显示，我国今年的医疗通胀率达9.3%，远高于1.9%的核心通胀率。绝大多数受访者认为，医疗从业人员推荐过多医疗护理服务，以及保户过度使用服务，是推动医疗成本上涨的两个最主要因素。由此可见，医疗通胀虽复杂，但终究是供与需的问题。

过度医疗基本上是一个难解的问题。医生根据病人的保险来提供程度不同的医疗护理服务，为了增加收益而宁“滥”毋“缺”，病人买了保险也很可能抱持自助餐心态——钱都给了，能多吃就多吃、还必须尽量挑贵的来吃，希望物有所值，医疗成本在这种双螺旋式作用下不断提高，医疗保险的索偿与保费自然跟着上升。

医疗人员和保户都必须改变有医疗保险就要把索偿额用到尽的想法，例如做非必要或非紧急的诊断、到私人医院求医、住高等级病房等。此外，终身健保作为本地最大的医疗保险市场，具备一定的议价能力，可以要求医疗供应商为保户提供更具价格竞争力的服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