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说:“当时老字号建筑商和合公司标得许多工程,创办人杨溢璘就是嘉应五属人,因此聘请了许多同乡来参与建筑工作,乡亲也纷纷搬来义顺。”
刘胜华说:“最令我印象深刻的是,每当有会员举办婚礼,会所后方的广场就会摇身一变,搭建棚架成为证婚和办桌的地点,整村人都会到场祝贺。”
其中,嘉侨同乡会的会所原本设在三巴旺路上的一栋亚达屋,亚达屋后面还有一个大型广场,用以组织一些康乐活动。
会费加上会员捐助才勉强能支付会所租金和杂费,而每次举办活动更是亏本经营,独立的乡村社团难以长期持续下去,依附会馆或是未来生存之道。
另一方面,原本在第102座商业楼2楼的嘉侨同乡会会所内,墙上同样挂着黑白照片,诉说同乡会过去如何作为义顺区嘉应五属客家居民的情感联系中心。
叶福兴说:“那时候社团的活动其实很简单,不必举办特别活动,大家都会自发地过来,有时候有打鼓老师偶尔前来,大家也都会过来学打鼓。”
同乡会近日搬入义顺工业区North Point Bizhub的商业大楼内,会所位置更加不起眼,该社团只能静静地等待会员回归。
刘胜华介绍,嘉侨同乡会成立初期设有舞狮队,广场就用作舞狮和武术训练,一方面是娱乐消遣,另一方面也会在社团举办团拜等活动时表演。
这种办桌的盛大场面,与在台湾和香港围村举行的宴会模式类似,但大家在露天场合欢腾的情况,如今在本地几乎已经销声匿迹了。
他描述,以前的村民不像现在的新人选择在酒店和酒楼办婚礼,离家最近并且在生活中扮演重要角色的乡村会馆,顺理成章成为新人喜结连理的场所。
由于应和会馆财力和规模较大,因此同乡会会员也能参与它们举办的众多活动,并且申请会馆颁发的新年敬老红包以及奖助学金。
从种植园、到军事基地、再到住宅区,战前成立的乡村社团虽然性质都不同,但是它们的成立和发展都道出了义顺在成为新镇前的发展史。
义顺忠邦城民众俱乐部和巴刹与小贩中心将重新发展,并在原址分别兴建综合发展项目和社区广场。
华林俱乐部于1933年成立,1935年注册为社团,是义顺最早的民间社团。会所设在公馆原址,即三巴旺路门牌62号一个两层楼店屋内。华林俱乐部目前也仍在义顺第102座商业楼活动,继续为会员提供聚会场所,但负责人表示目前不方便接受访问。
所谓远亲不如近邻,过去村民人生中大大小小的事都围绕着村子,村民们红事白事自然也在义顺举行,社团因此扮演重要角色。
1936年,义顺另一社团善友社也宣布成立,成员以年青店员和工人为主,叶福兴介绍,善友社就以锣鼓队最广为人知,而锣鼓队也反映了村民的需要。
在众多社团中,拥有最悠久历史的华林俱乐部,原是华社先驱林义顺为自己在义顺区种植园的工人提供的一个店屋,让工人们工余时聚会,进行文娱活动。
两家社团原本都设在三巴旺路一带,但随着政府在1970年代末发展义顺新镇,它们也被迫在1981年分别搬入义顺组屋区和工业区。
因此,说刘胜华是在社团内长大的并不为过,因为他还记得小时候,每逢周末或是过节,父亲都会带着他到会所。
林义顺希望乡村区也能有一个类似华人社团怡和轩的俱乐部,于是指示园丘总巡蒋壬江发起组织俱乐部,并以“华林”命名,意思是“华侨之林”。
刘胜华和叶福兴回忆在社团设立初期,乡村社团扮演了第一代“民众俱乐部”的角色,当时娱乐选项有限,义顺村民在下了班和周末都会到会所聚会。
过去20年,林龙基(85岁,退休)几乎每天风雨不改,白天就来到善友社的会所帮忙打点一切,包括收取会费、简单打扫,以及接听电话。
大机构扶持或是生存关键
叶福兴说:“善友社在白事上的角色随着殡葬服务专业化而逐渐没落。以前的人认为白事是头等大事,但年轻人不会这么认为,也没有加入善友社的理由。”
再加上善友社并不是单一籍贯或姓氏的成员组成,要找寻会馆的协助也相对困难,相比之下,作为应和会馆属会之一的嘉侨同乡会,能借助庞大网络延续使命。
善友社也扮演相同角色,虽然只有在参与会员白事时才会全体出动,但是会所的大门永远敞开,欢迎任何有需要的人前来。
以前村子里娱乐活动有限,村民的生活围绕着乡村社团,闲暇时前去社团会所消磨时光、与其他朋友联络感情是生活中再自然不过的事。
会长刘胜华指出,义顺之所以会聚集那么多客家人,最后形成同乡会,同1930年代英军扩建新加坡海军基地(今为三巴旺海军基地)有关。
现在虽然手机已经普及了,但善友社的“坐班”工作还延续至今,而每一名坐班都只是经常来会所的会员义务帮忙,不收取薪金,只是领取补贴。
善友社多年来新会员寥寥无几,老会员也逐渐离世,目前仅剩下约60名会员,人数也在快速减少。社团的存在主要依靠会所和会员,随着会员减少,以及政府将在今年年底收回会所,善友社的名字是否会延续下去,叶福兴也感到茫然。
他说:“因为那时候很多会员都是刚刚成家立业,周末没有事情就会在那边聚会,所以会所内也有许多和自己同个年龄层的孩子一起玩耍。”
他指出:“比较大的机构给予扶持和帮忙,或许会是乡村社团日后继续生存的关键。”
叶福兴感慨地指出,组屋新镇的建立、本地经济腾飞、甘榜精神不再、乡村社团的角色被其他社团或民众俱乐部取代,都使年轻人不再加入社团。
会长刘胜华(78岁,裁缝店老板)感叹,原本会所的位置靠近忠邦熟食中心和咖啡店,许多会员会觉得方便而上来,如今搬到工业区不知道人还会不会来。
他说:“善友社当时是以在甘榜组织互助会成立,那时候住在义顺的人越来越多,不是所有人是会馆成员,所以需要一个不分地缘籍贯或是姓氏的组织。”
善友社副财政叶福兴(72岁,保险经纪)说,善友社维持了过去80年的做法,大门永远为会员敞开,让大家闲暇时可以上来喝茶聊天,或进行康乐活动。
从辉煌走向没落
刘胜华说:“我们也尝试吸引年轻人,但他们为了家庭和事业,没有太多闲暇时间,而且生活水平更高,社交圈子不同,他们也不会想和同乡交流。”
善友社是在1981年搬入第102座商业楼,嘉侨同乡会则同年搬入义顺工业区的工厂,但工厂在2001年拆除后,也搬入同一栋商业楼。
这些乡村社团包括星洲善友社和嘉侨同乡会,它们都见证了义顺和三巴旺以前的种植业和军事基地的兴盛,以及从农村走向组屋新镇的历史变迁。
林龙基说:“一旦收到通知就要立即根据通讯录逐个会员拨打电话通知,以前通讯不发达时必须打住家电话,不一定有人接听,没有电话的还要找人亲自去家里通知。”
刘胜华说,不少嘉侨同乡会会员都是应和会馆的会员,会馆之间会互相帮忙,联合应和会馆的实力,能确保会员更好的福利。
在1937年中国抗日战争爆发后,这些员工也开始组织各种方式筹款支援中国抗战,到了战争结束后的1946年,嘉侨同乡会会员重新组织,并于1947年注册为社团。
在善友社近80年的历史中只有三名坐班,每人都坚守岗位数十年,其中林龙基是在20年前开始接替工作,每天风雨不改负责接听电话。
新的会所比原本的大,但是里头的装潢还是维持简单的风格,依旧是那个给予会员喝茶聊天、看报纸和进行康乐活动的空间。
刘胜华说:“会员因此都会到住家附近的会所喝茶聚会,会所内一般上都会非常热闹,尤其是碰到过年过节,或是祭拜祖先的日子。”
冠病疫情更是加快了两个社团的没落。叶福兴说:“活动被迫暂停,会员与社团的联系少了,有些人一旦停止来会所后,之后解封后也不会回来。”
眼看新会员人数难以增加,搬离建屋局商业楼后租金也会更高,财政上的种种困难,可能是压垮善友社80年历史的致命稻草。
会员许敬英(82岁)是锣鼓队的成员,他说:“我们以前不会组团练习,都是看着长辈怎么做然后跟着做,偶尔才有老师来授课,等熟悉了才能加入。”
相较于专业社团和民众俱乐部可能举办的课程和提供的交流机会,乡村社团比较“静态”的交流方式,也无法吸引年轻人投入时间,导致会员人数逐渐减少。
为了生存,叶福兴表示正在和一些会馆洽谈,看是否能借用场地存放锣鼓和花篮,有活动时才领取,但由于其他会馆不一定有额外空间,因此也是困难重重。
此外,社团在那个时代也扮演“民众俱乐部”的角色,成为村民的情感联络站。本期的《大特写》将介绍他们的历史传承和如何应对即将的拆迁。
嘉侨同乡会会长刘胜华:在同乡会从小玩到大
踏入义顺第102座商业楼4楼的善友社,宛如穿越时空,回到80年代。毫不起眼的会所里,简单又泛黄的理事委任仪式合照,是岁月流逝的写照。
尤其是接听电话这一环节,是善友社作为协助处理白事的互助团体的重要工作之一。一旦收到有会员过世的消息,社团就会立即通知所有会员,让他们前往吊丧。
他说:“如果没有栖身之所,善友社也很难继续下去。我知道乡村会所这样的机构是会被历史淘汰,但是如果没有了,不免觉得可惜。”
见证义顺历史发展
善友社坐班林龙基:天天报到负责通报白事
善友社的成立,标志着义顺村民的多元化,以及开始在村内相互帮助,特别是帮助彼此家中的白事。“在同一个甘榜更方便,大家也都有归属感。”
此外,由于会员们经常聚集聊天更新近况,如果知道有任何会员同乡出现问题,团员之间也会发挥互助精神,马上为会员提供所需要的帮忙。
80年代后会员逐年减
另一个和华林俱乐部与义顺发展息息相关的是嘉侨同乡会,嘉侨同乡会是应和会馆属会之一,成员都是来自客家嘉应五属(梅县、蕉岭、五华、兴宁、平远)。
红白喜事离不开社团
相对于嘉侨同乡会做红事的热闹,善友社举办白事的传统也是根深蒂固。走入善友社会所内,锣鼓队整齐的白制服和挂在墙上的花篮见证了辉煌史。
他笑说:“可能我比较鸡婆,所以才会一直参与这些活动,也感谢乡亲们的推举,才让我能以会长的身份为社团做出贡献。”
“会所几年前有稍微粉刷过,并安装了冷气,但其他方面还是保留了我们刚搬进来时候的面貌,设施恐怕无法吸引年轻人,但老会员只需要一个交流空间。”
善友社目前仅剩约60名会员,每人每年会费为120元,再加上会员的一些捐助,只能勉强应付每月1500元的会所租金和杂费水电费等费用。
叶福兴说:“老一辈人的心态是要自己操办自己的身后事,而且要确保走的时候能风风光光,所以才会加入如善友社等互助组织。”
“义顺新镇在80年代落成后,大家搬入高楼组屋,甘榜互助难以持续,年轻人也有更多娱乐和社交选择,乡村社在搬迁后也逐渐被人遗忘。”
村民的情感联系站
叶福兴坦言,善友社如今每次出动锣鼓队和跳花篮舞蹈团参加白事,还必须租用罗厘和给予乐手和鼓手补贴。“会馆是不赚钱的,每次出动时其实都是在亏本。”
会长刘胜华的父亲是嘉侨同乡会最早的一批会员,同乡会的记录册上,还清楚地记录着父亲的名字。
由于综合发展项目将坐落在目前民众俱乐部和毗邻义顺5道第102座商业楼的位置,这座四层楼高的建屋发展局商业楼将被征用,而楼内除了大多是补习中心,其实还藏着几家不起眼,但历史悠久的乡村社团。
他说:“那时候不少新人都会选择在白天举行证婚和敬茶仪式,傍晚就在同个地方办桌,小小的广场内挤得下20多桌,能有一共200人出席的盛大场面。”
乡村社团的特色活动是配合出殡出动锣鼓队和跳花篮舞蹈团,每次有会员家中举行白事,场面浩大的队伍就会跟随灵柩,一路载歌载舞,让逝者体面和风光地走完最后一程。
刘胜华一直参与同乡会的活动,最后也加入理事会,并成为同乡会会长。此外,他也积极参与应和会馆的活动,并曾任应和会馆的会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