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加坡国家博物馆的展品中，有一组新加坡首任驻扎官威廉·法夸尔（William Farquhar）的自然历史绘图集。长久以来，大家对法夸尔对自然界的爱好都更为了解，对莱佛士的收藏却知之甚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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沿着河流两岸开芭俗称“开港”，而拥有开芭准证的人被称为“港主”。当时的甘蜜种植园有两种命名方式，一种是以港主的姓氏命名，如蔡厝港、林厝港和杨厝港。“厝”在方言的意思是“住房”，而“厝港”指的是河流汇集之处建立的村落。另一种则是以店号命名，如盛港、南桃港及和兴港。
农活虽然繁重，但忆起与旁人不同的童年，温昌仍觉得非常有趣，觉得那是一段“游山玩水”的时光。
虽然欧洲殖民者推动了本地种植业的发展，但早在他们登陆之前，华人种植甘蜜（gambier）已在岛上蔚然成风。
到了1890年代，由于耕地有限，再加上柔佛苏丹鼓励华人迁往柔佛开辟种植园，新加坡的甘蜜种植业开始没落，并逐渐被橡胶种植业取代。
讲解者
柯宗元指出，当时有超过九成的甘蜜园主是潮州人，大部分来自印度尼西亚的廖内群岛，实行的是一种叫“港主”的经济组织形式。
自小在橡胶园长大的温昌（60岁），对生态环境有着和城市人不同的感情。在他看来，自己对动植物的了解远远不如老一辈，但还是要尽力培养下一代更亲近大自然。
巴纳德副教授指出，其实莱佛士所收藏的绘图和植物标本比法夸尔的还多。“莱佛士委任科学家和植物学家深入森林收集及研究植物标本，还聘请画匠记录马来半岛的动植物品种。可惜的是，这些标本和绘图都在1824年的一场火患中化为乌有。”
英国人相信新加坡的气候和土壤适合种植香料，因此莱佛士于1822年在福康宁山上开辟实验植物园，要把新加坡发展成东南亚的香料贸易枢纽，与垄断香料市场的荷兰人抗衡。
1840年代是甘蜜种植业的鼎盛时期，当时全岛有多达800个甘蜜园，产量占了所有经济作物的四分之三。欧洲纺织业和皮革业的蓬勃发展，也带动了甘蜜需求，促使甘蜜园主大量种植甘蜜，输出到欧洲国家。
在一般历史叙述中，莱佛士登陆新加坡是为了设立贸易港口，其实，在他的推动下，新加坡原来曾有过一段辉煌的种植史，而把新加坡打造成农业王国的幕后功臣是一群华族先驱。
是自然爱好者 莱佛士更是商人
温昌
不过，巴纳德副教授也强调：“当时新加坡的土地其实并不肥沃，再加上靠近赤道的热带气候，只适合种植经济作物如豆蔻和丁香，而不是日常所需的粮食作物。”
甘蜜种植业大兴 造就首批华人富翁
- 电子制造公司高级经理
- 自然协会鸟类研究组副主席
- 负责自然协会每年的鸟类数量普查和统计工作
温昌感慨，相较于长辈们的博学，他对自然界了解得还不够深入。
新加坡国立大学历史系副教授蒂莫西·巴纳德（Timothy P. Barnard）受访时解释：“当时几乎所有殖民港口都设有植物园，由于欧洲气候不利于农作物生长，欧洲列强都竞相控制香料的来源，希望在东南亚一带种植，再转口到欧洲赚取利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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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昌出生于马来西亚柔佛士乃，1980年代中期移居新加坡。他少时家境并不富裕，每逢学校假期都帮忙打理橡胶园和菜园,家中不但没条件请长工，有时候甚至还得给其他园林打工，赚取额外收入。
甘蜜是19世纪新加坡对外贸易的主要商品，可用来鞣制皮革、制作丝绸染料，也是嚼槟榔用的配料，因此甘蜜也俗称“槟榔膏”。
1819年，英国东印度公司在新加坡设立港口时，就已经盘算着在本地发掘种植业的商机。
柯宗元说：“莱佛士在短时间内洞悉了新加坡的资源、地理和经济贸易的潜能，是为了更好地控制这片土地。他只对有商业价值的动植物感兴趣，要不然他的实验植物园里怎么连一朵胡姬花也没有？胡姬花占了植物生态系统的三分之一，一个真正的自然爱好者肯定知道这一点。”
温昌感叹，自己这一代人从上世纪60年代开始看着国家一步步变化，感触良深。
移居本地后，温昌希望自己在城市中长大的孩子也有机会接触大自然，每逢周末都带他们到自然保护区运动，沿途看见各类动植物，更会即兴讲解。
“建国前几百年为我们奠定了一定的基础，继续往下走的时候，除了追求经济方面的成就，也要为后代留下良好的自然环境。”
莱佛士是个自然爱好者，但他更是一名商人。本地历史学者柯宗元认为，莱佛士对自然科学的热爱纯粹出于商业利益考量。
“小时候擦伤或磕碰，大人随手拿起某种草药就能止血、治扭伤。老一辈对植物的认识，远比书本来得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