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相信杨老是从我的眼神里看到我对陈耳书法的真心喜欢，大概也架不住我的“馋态可掬”，杨老说，你就选一幅，我送给你。怕我不好意思，他还加上一句：这些字，收藏多年了，在我看来也是无价之宝，送给有缘人，值当；还说陈耳九泉有知，应该也会高兴。杨老此举，让我感动莫名。

海外学者成了相好

新加坡过世的书法家，蔡梦香、施香沱、张瘦石的书法，我很喜欢，但都是稀罕物，只能在书籍图册上看到；潘受的书法，常常见，但“高处不胜寒”的价格，我有点够不着；陈耳的书法，我在杨老的店里见过，别的地方，偶尔见过一两副他的对联作品，印象极为深刻；大约半年前，我在国大图书馆借到一本陈耳书法展的图册，兴冲冲地就跑去找杨老，神聊一个时辰，临别，杨老从尘封的塑料袋里拿出三幅陈耳的书法作品让我欣赏。

陈耳书法送给有缘人

旧华文书避难所

那位戴老花眼镜的看店人

一回生，二回熟。

杨老是在1982年开始和几位朋友创办新华文化事业公司。那之前，他在世界书局的任职已有25年。喜欢书法的，大概没有不喜欢读书和逛书店的。杨老接触到的书法界人士，绝对不在少数，但他本色的低调，使他不太喜欢谈太多，唯独对陈耳，他和我聊起时，常有少见的“眉飞色舞”。

书很多了，老杨还是爱书；知道他爱书，新加坡不少老华校生或华社因房子越搬越小，加之下一代对华文知道的越来越少，藏书无所，丢书不忍，杨老的书店就成了不少华文旧书的避难所。有一次，老杨得知有人处理旧书，就立即赶过去，一待就几小时，午餐也不吃，把旧书仔细地挑了个遍，认真归类，打包，不时还喃喃自语，这些旧版书，现在很难找……

去年9月，受马徐浩之邀，新加坡南山书画院和恩诚晶艺美术馆联合主办“畅情在游艺——近现代文人学者墨迹展”，展出潘受、饶宗颐、冯其庸、朱添寿等书家作品。因为对书法的喜爱，我也不揣简陋，应允担任此次展览的学术主持，少不了要翻阅一些旧的书籍，就去杨老的书店，和他聊星洲旧书，聊星洲故人，聊张瘦石、蔡梦香、潘受、陈耳、董沅等等。杨老大概觉得和我这“星洲闲人”特别可聊，第二天就给我电话，邀我再去他的书店——原来他从书库里翻出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出版的张瘦石的《文学概论讲话》《蔡梦香先生书画诗集》，和三本《书谱》杂志（杂志里有潘受的文章和书法作品）。“这些都是旧货，识得的人当宝，不懂的人是草，早绝版了，有钱也难买到，就合送给有缘人”。他把这些书刊全部赠予我。

在新加坡维持一家书店，离不开钱，老杨也要吃饭，须要卖书来维持店屋的开销。已是耄耋之年的他，总是不温不火，粗茶解渴，淡饭充饥，每天为店里的华文书操持，想着替它们找一个好的归宿——人不堪其忧，杨老不改其乐。

百胜楼里，曾经有太多的“不合时宜”，那么多的华文招牌，还有华文书店，早已被时代的巨轮碾作微尘，成了永远消逝的风景。二楼转角处和百胜楼一起坚持37年的新华文化事业公司，还有坐在店里架着老花眼镜的老杨愈发变得“不合时宜”。

在闹市中心，百胜楼的沧桑显而易见：曾是岛国市中心的一道风景，是华文书店云集的方所，而今，周遭太多现代派的楼宇（譬如光鲜如铅的国家图书馆）让百胜楼相形蹩促，颇有点不合时宜；至于百胜楼内，一块一块的华文店铺招牌换成了“蟹形文字”，一间一间的华文书局黯然谢幕，这座楼，沧桑之外，更多沉重——有太多的太息，关乎愈来愈浅陋的华语，关于越堆越多的华文书籍……

和杨善才混着混着就熟络。我开始喊他杨老，他依然本色。我们一起聊很多，譬如聊书，聊书业旧人往事，聊书城变迁……

我对百胜楼有了兴趣，还得从杨善才讲起。

来他书店选购华文书的人应该越来越少，但杨老也不闲着，每天就围着店里满柜满地的书打转。店里的书不下数十万册，杨老心里亮敞着：哪本书在什么地方，都有数。每天还整理、打包，把一些他认为重要的书籍，精心归类，有时还花钱添购，想尽办法地充实补充，到他觉得满意，可以成为一批比较完善的资料库，他就考虑把这整批的书刊捐赠给世界各地的大学或研究机构。

没有自我介绍，我和杨善才先生就是这样认识。

杨善才在岛国书店业，低调得本色，但其光环，用大众书局老总周曾锷的话意，当得起“耀眼”。惜乎我对书店业知之不多，多年前就常去百胜楼闲逛，面对那么本色的杨善才，吸引我眼球的却是他的书店那块由陈耳题写的招牌“新华文化事业有限公司”和那幅由陈耳题写的对联，却不知道书店里那位架着老花眼镜、常用从镜框上方扫过来的目光打量人的看店人就是杨善才。

大约2013年前后，我受怡和轩俱乐部林清如之邀，参与《怡和世纪》的编务，碰巧《怡和世纪》也是免费赠阅（去年才开始改为收费杂志），也正巧新华书局是一个重要的杂志发放点，这时，我才把林清如老挂在嘴上的“杨善才”和书店里架着老花眼镜的看店人联系起来：哦，原来他就是杨善才！

下次经过百胜楼，不妨去二楼走一走，准能看到鼻梁上架着老花眼镜的杨老，还是那么“不合时宜”地守着他的店，守着越积越多的华文书。

甚至，再后来，我主编《锡山文艺》，每期出版后，我都是急匆匆地把几包《锡山文艺》搬去新华书局，放在店门口，和那位戴着老花眼镜的看店人心领神会（或心照不宣）地点点头，急匆匆地就离开：我不知道看店人是杨善才，看店人大概也不知道这个久久来一次的搬运工是南治国。

陈耳生前曾是新加坡狮城篆刻书法协会的副会长，他常来杨老的店里喝茶谈天，不时还留下一些墨宝，放在店里，让喜欢的人收藏，仅收取很少的润笔和装裱费用。

看他那么痛惜书，我似乎有点要被他“榨出”所谓读书人皮相里的“小”来，赶紧加入他的行列，帮忙他挑选、归类，最后驾车帮他把几大包的书送去他百胜楼的书店。

“不合时宜”地守着书店

我一时语塞，还是感动无名……

下次经过百胜楼，不妨去二楼走一走，准能看到鼻梁上架着老花眼镜的杨老，还是那么“不合时宜”地守着他的店，守着越积越多的华文书。

杨老替读者找书的功夫，在岛国应该是孤独求败。我想这也是周曾锷说“做书店最成功的是杨善才”的原因。不管是初出茅庐的学生，还是学富五车的教授，不论你要找新加坡的绝版书籍，还是中港台的早年书刊，杨老都很少让人失望。以书为媒，不少海外学者成了杨老的相好，只要来新加坡，行程再紧，也要抽空到杨老的书店走一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