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淞口的记忆
没有杨柳岸
结句：20世纪南来文人之殇
之前对陈文希、范昌乾等本地画家有些了解，知道他们和萧遥天过从甚密，萧氏也为他们的画展写过评述，因此很早就知道萧遥天其人，但对其诗文，了解不多。仔细阅读萧遥天的《食风楼诗存》《食风楼随笔》《读艺录》等后，对萧氏诗文方得较为全面的了解。由萧氏而思及和他大约同时南来新马的一批文化人，我突然有了淡淡的伤怀。
身处南洋，连氏追求的却是一种摆脱俗世羁绊的名士风流。在《秋水集》第24篇写给四女藩思的书信中，他表现的正是魏晋文人“高步追许由”的飘逸和洒脱：
渭北春天树，江东日暮云。
你写了半个多世纪吧
——读《折柳南来的诗人》
船在海上”
周维介说：“对一位背负重名的五四诗人，南飘文化景观平淡的殖民地，在时空落差的夹缝中，固有的意气风发都可能化为一缕轻烟。”南来星洲后的刘延陵断然与往事切割，闭门谢友，泯然众矣，是个人选择，抑或个人无奈，个中冲折，随着他的辞世，已是迷案。
赤道的雨
是的，是水手在唱
致刘延陵
刘延陵乃五四新诗的开创者，1922年与朱自清、叶圣陶创办中国第一份新诗诗刊《诗》杂志，刘延陵是主编，其《水手》一诗，是中国现代白话诗坛最早的重要收获之一，传唱大江南北。1937年南下新马，虽用笔名写一些关于“手表保养”“避孕新法”的文章，几乎与诗绝缘，在新加坡沉寂近半个世纪，几乎没有人知道他是曾名重一时的现代诗人。刘氏1988年逝于新加坡，享年九十有四。刘氏辞世后，本地学人潘正镭、周维介开始探寻他在新加坡的文学版图，历时十载，编成《折柳南来的诗人：刘延陵新加坡作品集》，试图“通过刘延陵年表、新加坡作品编目以及个人图片资料的整理，勾勒出刘延陵在新加坡50年的文学轮廓，并选出若干他写于赤道岛国的各类作品，配上当地文学工作者对他的访谈记录，把这位折柳南下五四水手的文学足迹，谨慎留下。”我仔细阅读这本选集，慨叹千般，急就短诗数行：
日本全面侵华后，连士升先是逃难香港；香港不保，再南下避居越南；抗战胜利后，连氏曾短暂返国，失望之余，1947年只身南来星洲，到1948年，举家定居新加坡。得益于其对时局的精准把握，中西兼修的学术背景和中英兼通的双语技能，连氏很快在新加坡报界立稳根基，在纷乱时局中勉强觅得一家人的安宁。
十多年前我曾通读连士升大部分的著述。连氏少即立志向学，15岁之前，在福建老家福安县刻苦自修古文，之后又有四年左右先后在霞浦和福州的教会学校研习英文。19岁那年，他怀了“无比的大志愿”，只身赴京求学。从1927至1937年卢沟桥事变，这是连氏心境最为愉悦，学问也最长进的十年。先是在燕京大学的四年苦读，之后得顾颉刚提携，在北京图书馆从事研究和编译工作，中西学术根基自此夯实，并在北平学界崭露头角。
自己是位诗人
萧遥天1950年离开大陆赴港，1953年南下马来亚槟城。家国蒙难，颠沛流离，以编辑、教书和卖文鬻画为生。1979年《食风楼诗存》出版，人们才赫然发现：他，原来也是一位诗人！
写手表保养，写避孕新法
独独忘了
何时一樽酒？重与细论文。
没有江南的杏风
萧遥天少有文名，中学时代在广东潮阳就和铁抗一起主持“柿社”，主编《红柿周刊》，18岁出版新诗集《红柿》，稍后即受旧体诗吸引，转向从事旧体诗创作，23岁出版旧体诗集《遥天诗草》，收诗200余首。六年后，也就是1941年，第二本旧体诗集《不惊人草》问世，郁达夫为其作序，收入旧体诗更多，超过300首。不及而立之年，就有三本新、旧诗集，萧遥天已然诗名远播。
萧遥天：食风楼上餐风露
我是爱好清静的人。在水净沙明的海边，踏着自己的脚印，这儿我可以找到我自己。在茂密苍翠的森林，追逐凌乱的日影，这儿我可以找到我自己。在香烟飘渺的古刹，静坐半小时或一刻钟，这儿我可以找到我自己。在海拔较高的山顶，仰天呼啸，这儿我可以找到我自己。因为在大自然的怀抱里，我本身也是自然界的一部分，所以我觉得安闲自在，一点儿也不会紧张。
20世纪上叶因战乱南下新马的中国文化人很多。他们也大多出生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譬如许云樵生于1905年，连士升1907年，潘受和萧遥天分别是1911和1913年；刘延陵、郁达夫则稍早，分别是1894和1896年。他们都大略是壮年之前过番南洋，之后“落地生根”并终老于斯。
折柳南来
尘世的俗务终归还是把连士升拽回现实。星洲重商，商人逐利，连氏可以淡泊名利，可以无欲则刚，但昔日在北平师友切磋论道的乐趣，现在只能偶现梦中。可以想见，作为飘落南洋的“京派文人”，曾有多少个晚上，黄卷青灯，连氏只能顾影彷徨，望月沉吟：
“月在天上
现在回望那个年代南来文人或遽然暗淡，或寂寞收场，那既是时代之殇，也是那一代中国南来文人命运之殇。
不解离愁
刘延陵：忘了自己是诗人
连士升：何时一樽酒？重与细论文
其后日寇南侵，萧氏被迫逃难，生活难有宁日。1953年更是远走槟城。别无长技，唯笔一支，萧氏毕生劳作，著述不下千万言，但多为稻粱谋，是不得已而为之的文字，如各种初、中级教材、教学辅导书及教学参考资料，真正值得付出心血的文学创作及研究的文字仅约十分一！以其才学，倘生逢顺世，得一安静书桌，其诗文创作和研究成果必得大观。
有《诗》为证
新加坡文史学家方修认为，新加坡马来西亚的华文文学是受了中国五四新文学大潮之影响，应运而生。这影响，尤其是在上世纪的上半叶，中国南来文人对新马华文文学的贡献，功莫大焉。这批南下文人，他们大多在中国已小有文名，如潘受来新加坡之前，在福建就有“少年状元”之美誉，连士升燕京大学毕业后就在经济学界崭露头角。至于郁达夫1939年南下新马前，早已是中国新文学运动的主将。遭逢乱世，中国谋生不易，这批文化人穷途求变，买棹南下，然营生南洋，亦难居易，忙于生计，很难维系曾经的创作激情或学术追求，于是乎到了上世纪七八十年代，人们才知道新马原来有中国现代新诗的催生者之一的刘延陵，才知道萧遥天是写过诗的，才知道潘受原来当得起新加坡之国宝！最惨烈者莫过郁达夫，竟在抗战胜利的前夜被日寇暗杀，饮恨苏门答腊。现在回望那个年代南来文人或遽然暗淡，或寂寞收场，那既是时代之殇，也是郁达夫、刘延陵、连士升、潘受、萧遥天及他们那一代中国南来文人命运之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