己亥，猪年。猪，古人亦称“豚”（tún）或“豕”（shǐ），日文至今仍用“豕”。作为一种家畜，猪是不是与人相处得最早，没加考证我不敢断定，但至少与人关系最密切，最“铁”。你看，“家”字下面分明是一头猪（豕）。无猪不成家，有家必有猪。也难怪，中国基本是大陆国家，属农耕民牧，不能像日本古人那样脱得只剩一块兜档布下海捕鱼捞虾，也没条件像欧洲祖先那样整天骑马哭着喊着追杀野牛或被野牛追杀。对于古代中国人，鱼是和熊掌一般珍贵的高档食物，断难兼得；牛是用来耕田的，随便杀牛大概是要进监狱的（牢）。因此，猪几乎是身体所需脂肪的惟一来源。可以说，猪对于中华民族的世代延续委实居功至伟，非常值得感谢。
这样，年年养猪，年年杀不起年猪。每到年底，大人小孩站在院里眼巴巴看着生产队长派人把猪活活拖走。一次我瞥见母亲眼角挂着很大一颗泪花。不过准确说来，我们是杀过一次年猪的。记得是一头花猪，不很大。母亲一咬牙决定杀一次猪给我们解解馋。杀猪时我们不敢看，等猪肉加酸菜快煮好时，我们兄妹六人就围半圈站在锅前像猪吃食一样大口小口呼吸锅里冒出的香气，幸福极了，激动极了。终于，端起碗把刚出锅的热气腾腾的肥猪肉一口放进嘴里了。刹那间，香得我和弟弟差点儿晕倒，差点儿抱着脑袋在地上打滚。那真是天旋地转的香，刻骨铭心的香，撕心裂肺的香。人生的所有快乐所有美梦都比不过口里的一块肉，一块猪肉，一块肥猪肉！然而，肥嫩嫩香喷喷的肥猪肉只管够吃了这一次。母亲很快把肥猪肉、好猪肉卖了。卖了换口粮。
说实话，我也喜欢吃肥肉馅饺子，甚至我个人和我们家曾靠猪活命。那是上个世纪60年代的事了。父亲为了响应上级号召，把原本为城镇户口吃商品粮的我们一家除了他本人的其余七口都转为农村户口，吃粮从生产队领，每年初冬打场后集中领一次。玉米高梁谷子等毛粮每人三四百斤，七口人两三千斤，共需两三百元钱。如今两三百元甚至不够在外面吃一顿饭，但当时是一个壮劳力苦干一年的收入。
那时肥猪肉值钱。纯肥肉部位即膘的厚度以手指宽度计：二指膘、三指膘、四指膘。最肥的叫一巴掌膘，最贵。这样，剩下来的，主要是猪头、猪脚、猪杂等“边脚料”了。勉强剩几小块肥肉也炸油了。顶多留一点点以便大年初一早上能吃一顿肥肉馅饺子。
遗憾的是，我吃了肥肉馅饺子也没能吃成诺奖作家。可我不甘心，今年春节一定再吃一顿。吃了，明年跑去斯德哥尔摩就有了可能。你不也来一顿？至少在莫言那里，肥肉馅饺子可是和诺贝尔奖有因果关系的哟！变通使用村上《刺杀骑士团长》里的因果比喻：打了鸡蛋未必做成蛋卷，但不打鸡蛋，就永远做不成蛋卷。
(记者为中国翻译家）
说起来，2012年度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莫言说他当初所以想当作家，就是因为想成天吃肥肉馅饺子。后来果然当了作家、当了诺奖作家——获得诺奖当天有记者问他此刻最想做的是什么，他说最想回高密东北乡美美吃一顿肥肉馅饺子。
我家在生产队没劳力，远在百里之外工作的父亲月薪47元5角（人民币，1新元约等于5元人民币），每月能交给母亲25元就谢天谢地了。母亲没工作，上学小孩的学费，一家老小的日常开销都靠这25元，到年底死活也攒不够口粮款。交不出款就领不出口粮。但毕竟不好眼看我们一家活活饿死，生产队就把口粮转去离家十里外的粮站由我们一点点凑钱一点点领。但这样做最大的问题是几乎全是高梁玉米，没有谷子大豆等“细粮”。当时两个妹妹都很小，断奶后主要靠谷子碾成的小米熬粥喝活命，没有谷子是不得了的事。也就是说无论如何粮食都要从生产队领。为此母亲只好养猪。年初买个猪崽，养到年底200斤左右，用来替生产队交“官猪”（当时上边指定生产队每年必须上交若干头猪给国家），每斤七八毛钱，这样可得一百五六十元，加上平时攒的，可勉强领回口粮。于是猪成了我们家的命根子，在母亲眼里，猪的地位仅次于我们兄妹六人。养猪是个苦活。我们放学后就挎着大筐漫山遍野采猪吃的野菜，采回后母亲用大锅加糠煮了喂猪。猪呼呼噜噜不抬头吃个不停自然好，而一旦吃几口就扭头走了，母亲就急得吃不下饭。一家人的视线在猪身上扫来扫去，时时估算有多少斤了可换多少钱，还差多少够口粮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