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1975年就离开码头，转眼40多年，我已经从20几岁的青年，变成年过70的糟老头，不知现在的码头怎么操作？以前的同事们，现在可好？
其实读初中二时，学校假期我已经到码头做散工。因为还未成年，工头借用别人的身份证让我进入码头。现在回想有些害怕，因为在货轮上装卸货物，必须攀爬垂直铁梯上、下船舱；以绳索捆绑、网兜吊起的货物凌空而下；搬运货物，就算很小心也会碰伤夹伤……“非法打工”如果因工伤亡，可没有“保险”赔偿。
拖拉机在马路上跳舞
我读完初中，英文从没及格过，这一生注定只能从事体力劳动谋生。
我在1969年正式加入港务局，驾轻就熟的当卸货工人。
当年我们的职位名称叫All purpose worker，工友们则自称“包山包海”。工作性质确是如此，相当辛苦。不过我们之间，却颇懂得苦中作乐。
第一批从旧码头调到箱运码头的工友共60名，却有七个名叫“阿九”。
1966年“日本厝”被拆，改建成20层高的组屋，十几年后，高楼又被拆……那天巴士车经过“日本厝”旧址，却见那里早就变成码头屯放货箱的场地，整整齐齐的叠放着数不尽木无表情的大货箱。
草创时期的箱运码头，很多工作我们都是摸索着做。我们当年驾驶的拉货柜箱的拖拉机，只有进、退两个挡，速度奇慢。它的两个后车轮比成年人还高，听说这种车在外国是为烂泥地设计的农业拖拉机。
有一次，有六个工友在休息室等待分配工作，来了个年轻管工，叫了两个工友的名字：“和平、阿九！”然后转身就走。结果，休息室六个工友全跟着。管工回头一看，连忙说：“和平和阿‘告’（gao去声）！我只要两个人……”
巴士车来到总站，我对码头的思绪却还没断……
因为父亲是码头工人，我十岁就搬到丹戎巴葛火车总站对面马路，俗称“日本厝”的工人宿舍。为什么叫“日本厝”？据说那红砖排屋，在“昭南岛”时期是蝗军兵营。那里有大片空地，孩子们比较野，放风筝打弹子打群架……我年头搬进去，年尾的读书成绩就是“留班”，住四年留两次班，可见那里有多好玩。
中二到码头做散工
七个“阿九”
上世纪70年代，这些码头岸边没有起重机，都有大货仓。那时候这些码头处理的货物，都是由船上的起重机“吊”上码头，或从码头“吊”进船舱，然后由工人重新搬运堆叠。无论出口还是入口的货物，都得屯放在货仓内。等待出口的货物，放在货仓等船来，入口的货物则要屯放在货仓里等买主来取货。
本人曾经驾着这种拖拉机，拉着两个各20英尺长的货箱，在十字路口前无法停下。因为农业拖拉机四轮虽没转，它的重量却挡不住后面几十吨重的货箱惯性的前冲力。眼看大路上有货车飞驰而来，情急之下，只好“入”拖拉机的后退挡，踏大油门，用拖拉机后退的马力阻止货箱车继续前进。结果，比货箱轻得多的拖拉机，竟然在马路上连蹦带跳。在我面前疾驰而过的罗厘上，有几个工人，看到拖拉机在马路上“跳舞”，嘻哈大笑，殊不知我们都在鬼门关前晃了一趟。
早年还没有计划生育，很多家庭有十几个孩子，加上受教育的不多，没有替孩子取好名字，干脆以排行当名字。所以早年常有六哥七姐八妹九弟。还有，在艰苦的岁月里，有些华人认为取“贱名”的孩子容易养大，就故意为孩子取名阿呆、阿戆；阿猪、阿狗……“九”和“狗”在几种方言都是“告”，因此同事特别多九哥九叔。
从此以后，阿九们都被冠上绰号以便区别，业余在神庙当乩童的叫“童乩九”，常在菜市场帮妻子卖菜的是“卖菜九”……只有“陈阿九”被连名带姓的叫，因为有一个名字经常见报的医生与他同姓名。
约1972年，我成为第一批集装箱码头工人，待遇从“日薪”改为“月薪”，比在旧货码头来得好。当时只有位于丹戎巴葛尾填海建起的48号货仓，专门处理货柜箱；也只有那里的码头，可以停泊特大的货柜船。
特地乘坐80号巴士，前往港湾。巴士车从广东明路转到岌巴路时，心潮开始起伏……
现今社会，就算在千百人的学校，恐怕也很难找到一个“阿九”小弟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