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培安看待文学的基本原则是“创作是虚构的，但感情一定要真挚，且作家必须具有道德勇气，敢于为实现理想而奋斗”。英培安在半个多世纪的创作生涯里，始终秉持着“文学人的勇气”，也就是做一个“知识分子型”的作家；既不断探索、实验小说的虚构技巧，又能批判社会现实，同时更要有自觉意识，自省与反思能力。这些特质是五四新文学时期的作家普遍具有的。如今，审视各地华文文学场，不难发现媚俗的、附庸风雅的、歌功颂德的，还是帮闲的或者犬儒型的作家，却占多数。无可厚非，多元化是文学场蓬勃发展的元素。不过，我深信作家的人文素养与感知经验，对语言文字的敏感度与创作技巧的开创性，仍是文学持续发展的关键。
——英培安《我对你的固执》2003
记住你的声音与颜脸，一如记忆
我对你的固执在远古的时候已定型。在幽暗的
我的家园。我是如此忧心忡忡
你肌肤中的隐喻，语言的结构
在《骚动》中借知识青年伟康对亲友死亡的忆述，思索死亡：“人活着，是逐渐地生长还是逐渐地接近死亡呢？……如果死亡是存在的必然结果。存在的意义是什么？一个累积着各种生活经验、文化知识，会思考、说话、愤怒、悲伤、爱恨、嫉妒、惧怕的人，变成一具尸体之后，他在哪里呢？这具尸体显然已不再是他了……死亡是存在的一部分，令人惧怕，但不能避免也不可代替。正如海德格尔说的，人的存在，即是趋向死亡的存在。”
自省在小说里发酵
作为读者，我因此好奇的寻找沙特及其《存在与虚无》（1943）；这是本不容易读懂的书，不期然遇到他身边的西蒙·波娃和她的《第二性》（1949），一本现代女性主义的奠基之作。还有跟沙特友敌难分的卡缪和他的小说《异乡人》，再链接到他们周边的知识与文化人。他们的存在即是独异的个我，又是建构20世纪法国文学场的集体精神。我的阅读视域渐渐扩展，阅读期待越来越高，求知欲望已难抑制。阅读一定要跨越本土到异域文学场吗？这是个人的选择或喜好，他者无须仿效。在一边搜寻一边啃读的日子里，跟作者的思想意识交融时，心情愉悦；有时无法做到，便感到困顿气闷。然而，问题意识和视角变得复杂多元，有了纵深度应是收获吧。
“爱情是什么？一位流行小说家说：像一场瘟疫，爱情之所以会变成瘟疫，恐怕是用情太深的缘故吧。因此，感情丰富的人，在爱情事业的投资上常要吃大亏。佛洛姆怎么说的？‘一个人如果没有考虑他的人格是否成熟，只把爱情认作是一种动情的感受，而想沉湎其中，不是容易的事。’我知道。而且也知道，这样的爱情，即使不变成瘟疫，也不会有好收场……”这是《一个像我这样的男人》中的男主角涓生对爱情的阐释，它交织在小说的叙事里，作为人物恋爱困境的反思。
我对你的固执与爱恋
虽然你的体臭不可摹拟
沙特对现代人存在问题的思辨，对英培安的思想与创作影响颇深。他认为个人是什么，是根据你当时的选择行动来决定。人有选择的自由，但要对自己的选择负责。更要知道自己的自由也影响着他人的自由。人们如果要承担责任，就得把别人的自由当作自己的自由来追求。在英培安的小说叙事中遇到沙特及其存在主义，比如“他人即是地狱”“自由一旦爆发，连上帝也没有办法”是平常的阅读经验。因为，当小说人物遭遇生存困境时，英培安就以“隐含作者”的身份跳出来，用沙特的“话语”来阐释其处境。
这些观点源自于英国现代主义诗人艾略特写于1917年的一篇论文《传统与个人的才能》。传统的优点，不是凭继承就能获得，作家得下苦功，而且要有历史的眼光。作家要意识到他在时间上占的位置，以及他成为一个现代作家的理由。也就是说，作家要有自觉，除了继承自己的文学传统，也同时继承世界文学的传统，作为世界当代作家的一分子而存在。故关于“纵的继承与横的移植”是可以并行不悖的。英培安认为，没有一个作者，在创作的过程中是孤独的，他与过去阅读过的作者交流，也与他心目中未来的读者交流。有两类朋友相伴，创作时怎会孤独。我认为，英培安从来不孤独，阅读他的小说若体认到孤独，那是对生命本质的反省，而每一个认真的作者或读者都有反省的必要。这是文学创作能够提升与深化的因素，文学批评或相关研究亦然，一个文学场才可能有正面的发展。
英培安的自省不断在他的小说里发酵，可谓之“知识分子式的自省与反思空间”。于是叙事情节停下，读者的阅读被打断，随隐含作者进入沉思——这是英培安刻意经营的叙事策略，构成“反思空间的叙事话语”，以便将读者抽离“故事”，客观冷静的看待人物的困境，做个人的思考。英培安在小说中思考，也期待读者跟他一起思考。阅读与思考是“思索的小说”存在的价值。捷克作家米兰·昆德拉就把自己的小说看成是“思索的小说”。叙事者不仅是讲述故事和推动叙事进程的人，还是提出问题与思索问题的人。英培安的小说也有这样的功能，尤其提出现代人存在的问题。我们不妨从“爱情”与“死亡”这两人生课题来窥探其自省与反思空间。
近日，把文集《在世界中写作，为世界而写》（2011）跟《爱妻》（2018）与《心》（2016）两本长篇交互阅读，深感董启章对书写的严谨，对香港文学境况的关注与投入，对社会文化变迁的观察与批评，还有对现代人生存困境的思索。这种体会跟阅读英培安及其作品是相似的。尽管两人的年纪、教育背景和生活经历不同，而双城在人文环境与创作条件方面有差异。用董启章的话说，就是一个存在的“写作共同体”，书写理念和实践的“同路人”。这样的群体或个人特质应该是不分地区和语言文化的。
的记忆，逐渐腐蚀，模糊
似曾相识，就在艾略特的《荒原》（1921）里，他们对现代人的精神危机有着类似的表述与隐喻。从来英培安不惧怕“影响的焦虑”（The anxiety of influence），认为作家受前行者的影响是必然的，像美国评论学者布鲁姆（Harold Bloom，1930-）所言：“诗人中的诗人”，所有诗歌都可看作对其他诗歌的改写或误读（misreading）。
不只一次感受到英培安的固执，钢筋般坚韧的固执，在他塑造的小说人物身上，在他批判意识浓厚的诗句里……英培安对自己的固执相当坚持，而且贯彻始终，如同他对文学的爱。
这样的叙事话语有机地穿插在叙事文本中，成为小说叙事结构的反思层。这样的表现手法对80年代以来的新华小说，尤其是长篇很少见到。可以说，英培安在努力突破自己写作技巧的同时，引导读者跨进新小说的叙事天地，尝试不同的阅读经验。如董启章所说：“写作为世界所塑造，但写作也反过来塑造世界。”故此，在被塑造和塑造之间，我们的写作者做了怎么样的探索与实验？我们的阅读与思考功课做得足够吗？值得大家反思。
离去或归来，近半个多世纪，英培安或许未察觉，可能隐约感知，自己的步履和书写的旅程仍踟蹰在现代主义的轨迹上。并非原地踏步，而是“现代”作为文化空间，非跨界那么简单的现代性深义（connotation of modernity），无论是哲理性的内涵，象征性语言的表述，仍值得我们持续探索，它是一项未完成的文学行旅。
归来，离去，我是如此固执
最近，董启章受邀到南大担任驻校作家，提到自己还是写作新手的时候受到英培安的启发，并以他为学习对象。那是1995年的董启章和以自由写作人身份暂住香港的英培安，他们对两地的文学、写作与现实状况有过交谈。之后董启章写了《在新加坡与香港之间——跟英培安谈文学及其他》一文刊登在1995年4月27日的《香港经济日报》，此文也成为英培安港版评论集《阅读旅程》（1997）的代序。20多年后，他们都在小说创作里耕耘出自己的园地，也经历了人生的起起伏伏。望着他们交谈时的身影，英培安银亮的发，董启章时尚的夏日爵士帽，两人形象性的标志，且用的是粤语，听起来很亲昵，觉得那是一种微妙的文学因缘。他们的共同之处，就是对文学创作的固执，也同是知识分子型作家。
的胚胎中，在
不只一次感受到英培安的固执，钢筋般坚韧的固执，在他塑造的小说人物身上，在他批判意识浓厚的诗句里，跟他在旧草根书室的闲聊中，在电话里跟他分享阅读外国小说的感想时，翻阅他过往编辑的《茶室》（1969-1972）与《接触》（1991-1992）杂志后，在梳理与撰写他的现代主义小说叙事轨迹的论文过程中。英培安对自己的固执相当坚持，而且贯彻始终，如同他对文学的爱。常常，那固执的声韵会在我的潜意识里回荡一段时日，余音袅袅，不知不觉中促使我向某个界限跨越。可能是阅读视域的，或是书写文字的，也许是观念的表述，错综复杂而潜移默化的……会去到哪里？将形成什么？我未能说得清楚。
没有作者在创作中是孤独的
我到处漂泊如置身异乡，离去，归来
记得几年前，为了跟英培安在图书馆进行一场对谈，我读了《赫索格》，原本想在对谈时提问英培安为何用忏悔的方式开展小说情节，却在其中找到答案——给自己写信，给不同的人写信，叙述者在书信中谈论所关注的问题；有个人情感的，有社会与文化的，更在书写中忏悔，书信成为叙述者的“内心独白”，由此构成“忏悔式的叙述话语”。换言之，写信或梦境成为忏悔言语呈现的途径，这类叙事结构在现代小说中极为常见。英培安曾在谈论写作与阅读的文章（《写作与阅读》2-10-2002《文艺城》）中指出，一个作家的思想、人生观、语言风格，在在都受前辈作家或现当代作家的影响。一个作家最好，最成熟的地方，可能就是从其他的作家那儿来的。
回到英培安的固执，他在诗歌创作上的择善固执，可见其现代主义诗学的影响。60年代开始写诗的英培安被归类为现代派，亦不讳言受台湾现代主义诗人瘂弦的影响。“从一颗微弱的远星窥视／宇宙以外的宇宙／ 自一枚螺壳的回廊探听／ 大海之内的大海”（《诗人》1965），年轻的英培安试图向幽深的内心世界挖掘， 语言成为敏锐的触须，深入内蕴，形构意象。“无边的寂寞于你眼前展示／你立姿倔强／颜色苍翠／愤怒多刺的／是你孤独的标志”（《仙人掌》1967），“仙人掌”作为现代诗人的象征在余光中的《文化沙漠多刺的仙人掌》（1964）一文已出现，英培安那时也是一株孤傲而坚韧不拔的“仙人掌”——勇于为现代诗披荆斩棘的拓荒者。
80年代起，英培安专心写作长篇小说，诗就少了。2004年出版的诗集《日常生活》距离前一本诗集《无根的弦》（1974）已30年。诗人心里清楚，诗作是少，但对于诗的思索与追寻，却从未间断，甚至付与大部分的时间与关注。我感觉到，中年后的诗，如《我对你的固执》更让我听到英培安的固执，对诗魂的呼唤与回应；看到他对文字的咀嚼、意象经营，对生活的思辨、自我剖析，还有对孤独的包容。这一切都源于他血脉中固执的基因。
我觉得阅读英培安小说的读者心态会是积极的。无论小说里的主人公处境多么孤寂落寞（《孤寂的脸》1989），命运何其多变坎坷（《骚动》2002，《戏服》2015），就是人生彻底失败（《一个像我这样的男人》1987），或众叛亲离又贫病交迫（《我与我自己的二三事》2006），甚至罹患绝症，孤独地面对死亡（《画室》2011），人物的主体性仍不会消失，就是颓丧也是暂时的，而能在深沉的忏悔中反省，他们的自我意识始终清明。犹如英培安银白的发丝在灰暗的背景里泛着亮光，读者借着那纤丝般的光亮，能够窥见“存在先于本质”的哲学精神。
地寻找你，固执地
沙特在《什么是文学》中提出“介入”的文学观，即作家通过作品对当代社会、政治问题表态，且给予批评。英培安虽认为文学作品不应是政治的宣传品，但作家应该关注社会、政治、文化等问题，并在创作中表现应有的批判意识。我认为，英培安小说中的批判意识和介入方式，跟现实主义小说以揭露社会黑暗，反映丑恶现实的手法有极大的差异。
踟蹰于现代主义轨迹上
的时候，我是如此惧怕遗忘
谈到“知识分子型作家”，不由得想起美国小说家索尔·贝娄和他的小说《赫索格》（Herzog，1964）。英培安说过《一个像我这样的男人》是学习贝娄的心理写实手法的。贝娄在欧美当代创作群中属于知识分子型作家，关注知识分子深邃而复杂的心理意识。其小说着重表现个人的情感与精神困境，把知识分子置于一个文化境遇中来描写与思考，用内省与自我揭露的嘲讽语言，展现人物的内心世界。后来的长篇《孤寂的脸》与《我与我自己的二三事》，英培安也都在用类似的写法。
英培安从来不孤独，阅读他的小说若体认到孤独，那是对生命本质的反省，每一个认真的作者或读者都有反省的必要。这是文学创作能够提升与深化的因素，文学批评或相关研究亦然，一个文学场才可能有正面的发展。
德语诗人里尔克的《豹》之于英培安是创作者反叛传统，崇尚自由，与世隔绝精神的模仿对象。“走完那无用的姿势／他终于蜷伏/ 在他伏过的阴暗上／有人走来／直叉入整块的笑声和猩泪／提醒他，叫他忘记昨日新鲜的血……他裂着一双不能关闭的眼睛／睡入空寂”（《豹》1967），这沉潜的气质仿佛里尔克“浸过四肢紧张的静寂——在心中化为乌有”的虚无意识的共鸣。
董启章在《私语写作》一文中所指出的问题，也是岛国文学写作所面对的窘境：“我们的时代渐渐丧失了对文字和语言本身的材质的感觉和辨识能力，我们谈的都只是普通化概念化的东西，通俗的只懂得谈故事桥段和人物构思方面的绰头，高层次的就只懂谈论意识形态，硬套理论和术语，几乎没有人是真正在谈文学的，因为文学之本就是它的材质，即是它的文字、语言，当我们失去了辨别质感的能力，一句和另一句就没有分别，一篇和另一篇也差不多，所以我盼望可以重新注视文学的材质，它的文字质感，它的声音、运动和形态，因为文学的一切能量，一切情感和理性，也是由这些实质的元素构成，是不能抽空存在，抽象谈论的……”恍惚间，这“声音”跟英培安的，在我意识里重叠。
认识泪和血之前，在开始阅读书写你
书写理念和实践的“同路人”
英培安的长诗《手术台上》（1968）对现代生活疏离及人性异化的批判性描摹——“生活是被与枕的纠缠是非法堕胎是避孕丸”“每一块良知和人格便被剖出来廉售干净”“我们吃自己的话过活／我们填表格来死亡，纳税把命拉长……然后在沟渠的阴暗里／踢到被自己踩碎的骨头”，意象的繁复凸显现代性的荒诞，冷静的语言则展现诗人的批判意识。
虚构的创作与真挚的感情
前行者影响的必然
子宫，于开始听到呼吸
欲望与荣誉会吞噬我
如午后初识我体温的第一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