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此，文艺副刊的编辑意图，譬如：推介哪些作家作品，如何将文本呈现在版面上，怎样鼓励投稿与激发阅读兴趣，以至建立怎样的文学审美观或倡导什么人文意识，最终形塑怎样的副刊风格等，都是编辑文艺副刊的关键考量。《文讯》杂志社总编辑封德屏在分析台湾报纸副刊主编时指出，副刊主编的办刊理念与执行策略；其选稿准则、课题构思、栏目设置、版面设计与文本编排形式等；从整体大方向到局部细节，将使文艺副刊展现其特色，成就具标志性或典范性的版位形象。作为主导副刊编辑风格与掌控编辑方针的关键人物，主编角色的分析对了解副刊传播特定文学理念至关重要。（瘂弦、陈义芝主编《世界中文报纸副刊学综论》）
正如诗人余光中所言，主知（性）的副刊，在文学创作之外，还制作专栏特辑，做深度的评论，研讨的对象遍及文学、文化及其他媒介的艺术形式。这样的副刊最具社会文化使命感，制造新的文学现象。诗人林淇瀁（向阳）亦指出，文艺副刊在文学传播过程中扮演着决定性的角色，以文学创作和文化议题为主要内容的版面，调性接近年轻求新求变读者的趣味。（向阳《浮世星空新故乡：台湾文学传播议题析论》）换言之，主编须将读者的需要纳入媒介内容的选择过程，方有可读性。
浮雕的露面，应是本地文学生命的新孕育，以初生的勇气与信心，准备在文坛上走曲曲折折的路。
一、版位美术设计要新颖，要注重视觉效果。就是文字的呈现与版面的排列要给读者视觉上的美感，吸引他们的目光。
“地平线”还为每期登载的作者及作品做评介，一方面提升读者的认识，另一方面展现编者讲求语言精准的文学观。如介绍年轻作者及作品时，用词细致分析准确：“以飘逸风范独树一帜的陈来水，于本期《浮雕》展出其最新作品《给我四月的温暖》，披沥年轻心灵在社会变迁中的多方感触，取材切实，情思悠远，诗味盎然，是难得的佳作。郭永秀散文，向以清远见长，这次在《潮声》里间杂缕缕感怀，交织一串铿锵的期许与回响。依汎伦新作，气势连绵，抒展激情的无奈与忧伤，风貌自有不同。音涛诗作，是诗人对承诺经验的感悟，流露一种自觉的否定，颇堪细嚼深思。”（1980年7月13日）对手法独异的作者的评论，如《王每夫和他的自省小说》：“……王每夫小说的最大特色，是在于他对小说思考层次的强调和文字运用的刺目独特……他一再使用的结构基型，均是通过对立人物的对话，去表现生命心灵深处种种扭曲与挣扎的实景与环境。”（1980年10月5日）则突出其内心意识的呈现。
杜南发指出，《浮雕》一开始便引进版面设计新概念，刊登诗、小说、散文和评论之外，还根据新闻编写海内外文艺动态，设“地平线”札记性专栏给读者提供各地的艺文活动信息，开拓文学视野，获得良好的回响。《浮雕》的发刊语《当我们刻下第一刀的时候》，即阐明编辑宗旨：
华文报章上的“文艺副刊”跟作品单行本或期刊杂志最大的不同及功效，是它能在一个版面上呈现多样的文体，提供作品的原貌，并看到编者、作者和读者三方之间在同一文本空间里互动，对作品产生共生图景，感受文坛现象的脉动，再现文学论争的实效性对话特征，反映新进作家的代际生成与递进等文学场现况。这种文学发展“原生图景”的显现是单行本和现有文学史无法替代的。（韩彬《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现代文学期刊杂志研究综述》）也即是说，“文艺副刊”在文学生产与传播过程中扮演着举足轻重的角色。
至于刊载世界文坛动态、出版与文艺活动等资讯，是让读者了解各地文学的发展，引起对文艺的兴趣。此外，作品评论跟原作一起刊登，让读者参照阅读或先读评论再看原文，引起讨论，而作者也感觉受到重视。可见《浮雕》的互动性强，给读者提供发挥创意的文本空间。
《浮雕》的现代主义刻痕
从一场座谈会谈起
《浮雕》亦大力支持本地现代派文学团体，如为南大诗社办诗乐活动所作的宣传：“诗与音符的结合——本地创作的新实验”（1980年1月20日），制作“阿裕尼文学与翻译学会特辑：同温层的新世界”（1980年8月24日）等。杜南发是这些团体的积极参与者，共同的文学观与编辑理念自然转移到副刊上，形成现代主义文学的共生图景。而且《浮雕》的作者群多是充满创新意识的新生代，在此获得演练的机会，以至后来成为岛国第二代创作群体，像齐斯（希尼尔）、依汎伦（谢裕民）、江俊（杜南发）、蓝宇穆（潘正镭）、周望桦、董农政、卡夫（杜文贤）等人的实验性作品都在《浮雕》上留下刻痕，之后也出现在《文林》。
年轻作者们从事现代诗、散文或小说的创作，也有评论作品或主编刊物。如林山楼创办《楼》文学半年刊；周维介主编《奋斗报》副刊《狮城文艺》；潘正镭主编南大诗社的《红树林》诗刊；陈来水主编南洋大学中文学会的《北斗文艺》。其中几人出版合集《八人诗集》（1975）和《十三人散文选》（1977），杜南发则出版他的第一本诗集《酒窝神话》（1979）。翻阅他们的出版物，可知其文字经营与文本呈现和当时文坛前辈截然不同。他们热衷于创作，对作品的发表空间、编辑方式与所阅读的刊物都有高要求。兼具作者、读者与编者三重身份的他们，心目中理想的“文艺副刊”是怎样的？随着他们阅读视野的扩展，文学审美意识的增强，写作初期投稿的副刊版位是否还符合文学理想及满足他们对创作的探索与实验？这些问题他们在座谈中明确表态。
杜南发的编辑魄力与远见，亦使作为文艺副刊的《文林》成为1980年代初，新华文学场中一个独异的“文学枢纽”。
《浮雕》创刊于1980年1月6日，是《南洋商报》星期天附刊《南洋周刊》的文艺版，每周一期，共48期，同年12月7日停刊。看似“短命”的《浮雕》有其编辑的缘由。杜南发提到《浮雕》的由来：“1970年代末《南洋商报》副刊已有《艺文》一版，由李向（张道昉）主编，刊登较为学术性的文章。我刚加入报馆，负责编辑《快报》（隶属《南洋商报》的小报刊），也帮忙《艺文》的编务。那时的总编辑莫理光晓得我有创作与办刊的经验，便让我尝试编辑一个纯文学性质的副刊版位，以吸引年轻读者。《浮雕》便在《南洋周刊》诞生了。”
相较于先前的文艺版位，《浮雕》构思新颖，版面设计活泼，吸引年轻读者与作者的目光。杜南发说，他当时的编辑想法有三大要点：
在这方的小小天地里，我们大胆地希望，能够为诗歌、小说、散文、评论等一切文学艺术形式，拓展出带有我们血型、气质的新领域。希望能通过读者及作者双方对品质的要求，形成一种清新、开放的气象。
文学推手③杜南发
——路寒袖《台湾日报副刊》主编
是以《台湾日报》副刊主编路寒袖的观点，亦是新加坡华文报文艺副刊从1980年代初开始的编辑共识与实践方向。当时《南洋商报》的《浮雕》与《文林》这两个文艺副刊，一方面是年轻作者群展现创作技法的园地；一方面是主动编辑策略实践的文本空间。本文梳理两副刊作为当年文学现代主义的生产与传播场，及其主编杜南发展开“主动编辑策略”的来龙去脉与成效。
潘正镭认为，副刊对新马文艺有很重要的主导作用。他的作品主要发表在报章副刊上，但指出“这几年本地报章副刊对于稿件内容和处理方式，还是停留在我刚刚接触文学时的水准，这反而使副刊变成一种妨碍进步的负作用。（这样）副刊在创造与引导风格上已失去其作用，使我不积极投稿给副刊，转而以一群人在杂志或期刊上形成一种大家能够自立的风格，集中小的力量，作点的突破。”所以，潘正镭编辑能实践其创作理念的诗刊《红树林》。他强调“报章副刊应该有介绍引导新潮流的表现，而不只是纯粹注重于创作。”
（上，待续）
我们衷心欢迎：所有认真不懈的前行者，充满信心活力的年轻一代，及愿意提笔做试验的朋友们，都能够和我们在一起，为展现种种雕像而构思，以期突破、加强扩展出热带浮雕的可能性。
林山楼指出，“传统是继承的，但也应该是发展的，每个时代的文学都必需是不同的。”他不满意当时的一般作品，认为它们是没有进步的。所以《楼》的编辑，就是要有别于那些他不满意的刊物。周维介则强调，“一个副刊的理想，就是要刺激整个文坛，即读者与作者，使文坛充满生机副刊作品必须是创造性的，而非消遣性，才能显示文艺副刊的分量。”
副刊是文学创作者的演出场，文艺报道的资讯站，人文现象的反思空间。
另外“浮雕特辑”一栏着重文学作品的实验性与创新，如“‘鬼才’芥川龙之介的世界”：《介川的一生》、短篇《橘子》、《浅析〈橘子〉》（1980年3月2日）；“浮雕诗页”有：吴垠的《此夜》是诗人情感轨辙的自我勘破；长风葛的《七月缭绕》亦为一则在缠绵中延续的爱情故事；董农政新作是其诗风递变痕迹的流露；傅艾笙的《失题》则为一种自我追寻的呢喃与执着（1980年8月31日）；小小说特辑“走入小小的新天地”，如董农政的《红鞋》经营手法一如现代电影镜头的运转，效果动人；《兄与弟》是川依特初次实验的极短篇作品；李子的《问题》是改写自张爱玲作品中的一段，可以借镜（1980年9月28日）等等，这些评述都强调文学的创造性。
话说从头，1979年8月21日夜晚，六名年轻写作者在大巴窑某座组屋15楼进行一场座谈，他们是林山楼（林历夫，28岁）、周望桦（周维介，27岁）、杜南发（27岁）、因摩（王慕思，25岁）、陈来水（25岁）和潘正镭（24岁）。由杜南发负责提问，针对新华文学场的现状，包括文学期刊与报章副刊的编辑及出版，创作观和读者期待等问题，让大家各抒己见，之后杜南发将内容整理成《我们所见的新加坡文坛——几位年轻作者的看法》一文，刊登在第319期《蕉风》（1979年10月）的《新加坡年轻作者专号》。虽是一次小众座谈，六名年轻作者的“想法与理念”很值得探讨，它显现文学场的历时性处境；守旧与创新意识恒常是矛盾的。表面看不过是世代间创作方法的不同，然而往深层看就发现文学审美观的南辕北辙是长存的问题。
三、选用不同性质与文体的稿件，如短诗、散文、杂文或小小说（当时流行的小说新类型，后称作微型小说），篇幅不要长，使版面看起来较多样化。
第二期开始，《浮雕》设《地平线》专栏，编者阐明这是“远瞻与俯瞰周围一切文艺景观动态”最好的方式。值得注意的是，此专栏所提供的资讯虽涵盖中港台、欧美与新马各地，却以台湾当代文学活动及作家动向报道居多且详实。例如：台湾第五届国家文学奖颁奖礼，《中国时报》举办“时报文学周”作家演讲及座谈，第三届中兴文艺奖得人，台湾军中诗歌研讨会举办“诗歌朗诵大会”，中央研究院办“中国现代文学研讨会”，台湾校园文学结集《台大人的故事》出版，诗人林焕彰主编《布谷鸟》儿童诗学季刊，作家季季编选《68年短篇小说选》，中兴大学外文系教授齐邦媛编《英诗导读》，柏杨的湖滨读史札记《皇后之土》出版，吴宏一教授出任《中外文学》主编等。其中跟现代主义文学相关的信息不少，可见《浮雕》对现代主义文学的推展。如台湾诗人萧萧与张汉良合编《现代诗导论》；白先勇的《台北人》由作者和美国女作家Patia Isaku合作英译；《创世纪》诗社推出张默《陋室赋》、连水淼《生命的树》与张堏《醒，阳光留着》的现代诗集；《中国时报人间副刊》、现代文学杂志社和远景出版公司于台北庆祝《现代文学》创刊20周年等。这些信息说明台湾文学的影响，也跟杜南发的文学素养、编辑理念与人脉关系密切相关。
陈来水也认为，“副刊的编者不应完全侧重于创作稿件，而应给读者介绍各种世界文学的新潮流、新事物，从而形成一种主动的，有发展性的编辑风格，让读者在欣赏创作之余，能学到新知识。”
杜南发总结，编者在选择创作方面须有开放的眼光与包容不同风格的胸襟。理想的副刊要起着催激作用，介绍外在世界给本地读者认识，且编者须跟作者维持良好的沟通与联系，不使副刊因人事问题而孤立成小圈子。
概括而言，年轻作者期待副刊有创造与引导文学潮流的功能。这些观点，后来在《浮雕》与《文林》两个文艺副刊版位上付诸实现。笔者于2012年6月22日到报业中心访问时任《新明日报》总编，60岁的杜南发分享32年前编辑两文艺副刊的经验。
二、内容要提供年轻读者一种新视野，才能吸引年轻作者投稿，使稿源多样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