凯德念高中我才认识他。他的写法不一样，比大家前卫。我们都蛮喜欢用后设的手法，可能因为写作营，张大春曾来当驻营作家的关系。
也许学校里，学生会觉得华文只是一个语文科目，下课后，关我们屁事？但华文是生活和现实的部分，它对你的意义是什么？
文艺城新书《2017年文字现象》里，我有一篇小说获选，主编序言评论它“有浓厚的新加坡乡土气息”，虽然我不知不觉从前卫走到乡土的状态，但是写作的关怀和企图，应该没变。
我在台湾念书，一头就栽入台湾的生活。当时觉得台师大很小，但不久就意识到课堂是台师大，学校是台北甚至台湾。每天看人家抗议，电视上丢麦克风，同学讨论，甚至加入静坐。我们也结诗社、搞出版，与志同道合的人一起写作，主办写作营、参加比赛。在这样青春热烈的氛围里头，所思所感都是很文学艺术的。
对于为什么继续写作？黄凯德说，他希望“以一种诚实的文字，让我们不要相忘，关于你我，关于这个地方”。
陈志锐（以下简称“陈”）：
我们知道彼此，很早就认识，在赛场上，我们代表学校参加写作比赛。这是很健康的竞争关系，因为有假想的文学对手，就不会太孤独，蛮感谢的。现在不知道年轻人有没有这种对手？当时看到他们写出好作品，会很不甘心，激励自己写得更好。我中学参加华语文竞赛常输给德成（耿耿于怀到今天）。第一次看到凯德的作品，惊为天人，以为是个老人，原来同年，原来我们这个年龄可以写出这么精彩的作品。
中四有个台湾毕业的颜荣利老师，让我参加校外的议论文写作比赛，得到一个优胜奖。这一个个际遇，现在看来都是我后来走向写作的伏线。
这当中有很间接，但是却很关键的，老师对学生的影响。就像我念中正时，中四的华文写作老师詹尊权，也是留台的，也是作家，每周要写作文，我都很放心思去写。老师有个习惯，老读书人的习惯，在我们作文簿，觉得句子好，就在底下画圈圈，连续着的一圈又一圈；我们每次都很期待，想知道收回来的作文簿子上，有多少个圈圈，甚至还有几个同学会互相比较。
陈：回应文学节的主题，我写了一段话：“时代如风，文学就如烛火。”烛火显示时代，只要不灭，有火你才会看到时间的速度，我就是要追求不灭。
我比较倾向跟自己竞争。我不会维持某种写作风格太久，会尝试不断自我突破，甚至让自己同时间经营不同写作风格，再尝试突破它们，一起并进，也有时拿回10年前没写完的作品继续补足改写。如果你读鲁迅的小说，从《狂人日记》一篇篇读下来，你会发现他不断在求变化，突破自己原来的视角模式。
三位，从个人经验和成长环境，你们怎么看待文字和文学，还有文字、文学与生活的关系？
我们有幸的是，淡初的老师都是作家，彭志凤和许福吉。两个作家老师的授课过程，潜移默化的让我们上课的氛围充满适宜的写作环境。
不过高中以后，狮城扶轮没了，金狮奖时我在报馆实习，也试着参加一届，之后也没了。接下来十多年没有太多比赛，很多人也就掉队了。
有假想文学对手，不会太孤独
早报文学节“新华文学三剑客”座谈，三位主讲人黄凯德、陈志锐与周德成分享各自文学观。
坦白说，今天出版、发表的管道很多，但我担心会变成只满足于此。重复自己的话，我没办法得到挑战自我的满足，所以用画画写字等其他的方式。只是有时候看到周围很少这样子不满的人的时候，我会更不满吧。
周：我的情况可能比较多巧合构成。我并非由一个老师直接启发，而是多位老师和各种际遇，促成我走向写作。印象深刻的是，有一次中三的李玉霞老师作文出自由题，我写抒情文，当时作文很少抒情文题型，她竟给我85分，真是很大的鼓励。后来她又出《人类的战争》，这些都不是当时作文课的正规题目，我就写中国历史上的战争，印象中写了十多页，用很文学的手法，这都让我有创作的意识。
我们很多同期人去报业工作、当教师，这很容易让工作状态干扰写作，渐渐都不写。没有理由的写作状态，也许吊诡的好处是，你写的东西不会受市场的影响。
本文为当天座谈的记录，亦可视作一次的“文学键谈”。
主持一职其实非思仁莫属，他是中生代，直接启发我们的很重要、关键人物，看着我们从懵懂无知到稍微有点成就的状态。
我们也在不同的版面碰面。我第一次上《文艺城》是在高一，当我们看到彼此的作品在版面上，大家就会互相学习。当时柯思仁、蔡深江、梁文福……都蛮红的。
现在回想起来，那些其实都不是圈圈，更像浪花。就这一波又一波的浪，一直把我推到现在。
到了高中，文字变得比语言重要。语言大家都会讲，文字却是不能用正常语言表述出来的东西。
在场三位“中青代”作家，每个人都是多重身份。这也是早报文学节文学活动中观众相对年轻的一场。
其实那句话我只说了三分一，还有另外三分二，是陀思妥耶夫斯基《卡拉马佐夫兄弟》里的人物说过的话：“最要紧的是，我们首先应该善良，其次要诚实，再次是以后永远不要相互遗忘。”为什么要继续写下去？我想用善良的态度，以一种诚实的文字，让我们不要相忘，关于你我，关于这个地方。
我中学的老师也是台大毕业的李白杨，也是画圈圈，其实就是可圈可点的。老师特别会写评语，写的很不一样，绝对不是什么“文句通顺，情感真实”这类四字评语，李老师讲的是她想跟我们说的。
第一届早报文学节（5月26至31日）圆满落幕，最有话题性的，当属29日下午的“新华文学三剑客”座谈。
我依稀记得留学台北的时候收到一封信。凯德一定忘了吧。信里面他说，我能到台湾读书很难得，要好好把握机会，好好学习。
周：写东西有时候是跟时间相抗衡，可以是不遗忘，希望可以把东西留下来，也可以是通过语言和文字传播，因为文字、文学可以超越一个人的生命长短，流传下去。
柯：台湾毕业的老师，继承他们老师的做法。我在台大读书时，老师们也都画圈圈，我们回来就继续下去。老师很重要，我们读书时，老师不是用词汇教学，不是听说读写，而是一种文学的方式，带着现实的启发，打开一个全新的世界。
以前说过，创作如呼吸如生活，今天或许不需要这么刻意，我好像不需要回答为什么继续写这个问题。其实，今天的我更想在殊途里找到同归，也就是创作也包括其他艺术的形式，包括绘画书法摄影跨媒体，或其他生活的方法。无论是文学、艺术的哪一个殊途，更重要的是“自在”的那个同归吧。
出生于1970年代，以多元、跨界、不安分著称的三位本地作家——黄凯德、陈志锐与周德成，在主持人——作家、本地剧场人、南洋理工大学中文系副教授柯思仁的引导问答下，从个人文学养成谈起，分享各自文学观。
后来，没有比赛和老师，我的情况跟凯德很像，去国大念书。本来我要去台湾读书，对台湾有一种文学上的美好想象，但台湾文凭在新加坡不受承认，因此最后选择留在新加坡。
周德成（以下简称“周”）：
黄：许多见不得光的事迹被老同学捅出来，这么正经面对大家怀旧不是很习惯。我比较不一样，很晚熟，启蒙早，但实践很迟，高中念语特才去探索，一直安分地当一个坏学生。
周：我觉得没有理由才写得下去。
柯思仁（以下简称“柯”）：
在问答环节，观众引中国作家迟子建之前在讲座上，关于新加坡的看法作为提问，因为语境的不同，引起四位作家的不同反应。迟子建阅读报道后，借文学节的最后总结，撰文澄清。
永远不要相互遗忘
陈：我有幸考上台师大，当时每个大学中文系只留一个空位给新加坡学生，要考到才被保送。
此外，华初和淡初的老师当时都很年轻，彭志凤、许福吉、陈京文、吴英成，还有当时在教育部总部的周维介等，都是30来岁，很有活力的年轻人。我很高兴20年后再聚还是很有朝气。
我自觉是个自觉的写作人，我会担忧越写越差。在新加坡，似乎很难看到很努力地要求自己写得更好的人（当然写作的人本来就少），有但少。比如英培安就是那么一个，但他多么孤独。
三位有个共同点，都是第一届语文特选课程的学生，那是1990年，是当年受高度重视的课程，培养华文优秀学生，以华文为书写和工作语的精英。
黄：我考台湾大学三年都考不上，因为没有保送制度，台大只有一个位子。至于为什么继续写？脱离学校相对单纯的环境，写作不再为了得到老师的圈圈点点，其实很难说为什么要继续写下去。似乎任何的回答都不会让人满意。这么说好了，我想写，我觉得我可以写出什么——填补新加坡在文学类型和题材方面的某一个空隙。后来自己在写作的实践上，也看到这个部分，觉得必须写下去。
有点过誉，感觉我可以去竞选。不是就要开放非选区议员吗？我们可以推一个进入国会当官委议员。
思仁说他好不容易“抢到”主持的位子。难得高中之后，1990年举行的写作营之后，再次（柯：合体！）……要这么亲密的词语吗？
凯德喜欢逃学，写了篇《如何计算逃课的成功率》，模仿黄凡的《如何测量水沟的宽度》，发表在《天空》杂志，我们都注意到。当时每个人都有文学偶像，各自在实验。例如我和志锐就在几次比赛中相遇，互有胜负，所以很早就关注他的文字。
周：我高中语特的老师彭志凤，就不只在教语文。我当时是比较美术卦的，他引荐我去找一名篆刻家郑子硕，向他“拜师”，免费旁听他的篆刻课，甚至到他家学裱画技术，这让我很自然地把艺术和文学整合成为一个系统。
我第一次认识他们是在1990年语特写作营。当年我是指导员，其他包括非心、殷宋玮等，他们十六七岁，我们20来岁，年龄差距不大。因为是第一届，写作营在南洋理工大学校园举办，结束的时候，他们把我丢到华裔馆前的水池里去。那是愉快的落水经验。大家都是热情投入的年轻人。
柯：中学参加各种比赛，参与感、荣誉感，应该是很大的推动力。报馆扮演很重要的角色，比如学生通讯员制度；学生刊物《天空》也办了好几年，还有《取火》版。我办了狮城扶轮文学奖，后来我们办了一份刊物叫《后来》，凯德也加入。很多有关文学的活动和环境，在那个时代和环境得到启发，你们之后怎么走下去，看到怎样的视野？
校园的氛围，老师的鼓励
黄：我怎么不记得有做过这些事情。几个月前南大写作班最后一堂课，同学们买比萨吃吃喝喝，有些大四快要毕业的学生，问我可不可以讲些人生的赠语，我当时吃着比萨，嘴唇和手指油腻，我说希望你们做个善良的人，大家当时都有点吓到，我竟然会讲出这么正经的话。
为什么继续写作
“三剑客”的故事里强调的是all for one, one for all，三剑客是团结一起行动的，事实上我们很少在一起。
陈：可能我们的经验可以帮华文老师，找出一个可以实际应用的方法。
老师是性情中人，对我的影响非常大，教我们很多课本以外的文学文化。当时其他几位华文老师也都很喜欢介绍文学作家、刊物、书籍，把旧书送给我们，如《同温层》、点线出版社的刊物、新华文学作品等，都让我爱不释手。这些不断的课堂刺激和文学滋养，刺激我在中二写下第一首诗《黑蝶》参赛获奖，同时与志同道合的朋友一起编刊物，如高中的《华韵》《印象》，以及成为报馆通讯员参与编辑《天空》。
此外，我念德明政府中学，复办已停刊很久的学校文学杂志《艺林》。同学们自己写私信征稿、排版，再送去找人打字，用学校的油墨机免费印刷，自己裁剪制作封面、装订。一本两块钱，两星期在中三中四班同学间传，200本尽数卖完。
你们是中青代作家，你们前面有资深作家，后面有年轻人。你们怎么对待这个身份？
黄凯德（以下简称“黄”）：
但我对比赛有抗拒。到了高中，现已去世的美术老师Rita Leicester告诉我，比赛其实也无妨，就是多一次历练，只要不过分纠结得失，人除了出世，也需要有入世一面。
三位写诗、散文、小说、评论，而且都是教师和学者的双重身份，培养新一代的文学接班人。他们也是双语双文化精英，我称他们为跨世代、跨文化写作人。
我们不能强求200年后有人可以读到你的作品，但它可能触动别人，邀请不同时空的读者，把自己生命某部分，和文本联结起来。
柯：我们谈到文学的理念、认识和想法，相信这会慢慢自然导向。我已经不须要问最后一个问题——你们最关注的文学现象和写作课题是什么？你们的生活细节，听起来很琐碎，但很多真实的细节和经验，让没有经历过的生命，能够得到一种启发。这对我来说更重要，先从经验找到体会的方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