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作家苏珊·桑塔格早已向我们揭示了:疾病即隐喻。本地历史学者罗家成与传染病专家许励扬合著的英文论著《肺结核——新加坡经验(1867-2018):疾病、社会与国家》,发现肺结核会带来不好的社会后果,疾病也仍被污名化。

《肺结核》一书揭露的其中一个面向,正是我们近来热衷探讨甚至是炒作的。

COVID-19的命名从最初的“武汉肺炎”到“新冠病毒”,到世界卫生组织定名为“2019冠状病毒疾病”,其中一个重要依据是希望借去地方化,以免引发不必要的种族歧视。这个努力似乎没有成功,因为不管名字怎么取,世界各地仍发生不少歧视事件,从网民张冠李戴热传所谓中国人吃蝙蝠的视频,到《华尔街日报》用了“东亚病夫”这样政治不正确的名词,到一名新加坡留学生因亚洲脸孔在英国街头遭人毒打的可怕事件,在在说明了,传染病很容易被归咎于特定族群,形成歧视。

美国作家苏珊·桑塔格(Susan Sontag)早已向我们揭示了:疾病即隐喻。

本书结论提到,抗击肺结核须投入庞大资源,除了政府单位,合作伙伴也是重要环节。罗家成说,善达社区保健机构(前称防痨协会,SATA)已成为提供服务的机构,它们仍能更积极地影响政策,独立地服务社区,至于其他非政府组织也应该继续帮助低收入群体以及外籍劳工——两大高危群体,预防肺结核。

偏见因瘟疫暴发强化

翻开本地的传染病历史,罗家成与许励扬通过肺结核的例子告诉我们,殖民地时代,肺结核先是与赤贫者挂钩,后来成为华人苦力的疾病,当殖民地官员与医生发现新加坡肺结核的死亡率比欧洲高,他们的结论竟然是亚洲人比较弱。

上次在这个阅读栏目里,介绍了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士贾德·戴蒙(Jared Diamond)教授的代表作《枪炮、病菌与钢铁》,借书中宏观的文明史,看戴蒙如何结合生物科学与社会科学,反思当下我们面对的2019冠状病毒疾病(COVID-19)疫情问题。宏观而言,随着农业与畜牧业的发展,病菌接触人类的机会增多,变异后成为人传人之传染病的现象,恐怕是难以终止的。因此我们应该关心政策的规划,同时也必须在日常生活中学习如何预防和面对,而不是轻易就变得恐慌,一如目前的情况。

肺结核与爱之病是申请各类工作证时两大列明必要的药检项目,为什么仅列此二项,这算不算是对移民的结构性歧视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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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家成接受电邮访问时说,选择以肺结核作为研究题材后才发现,这个传染病对新加坡历史有着重大影响。他说,许多婴儿潮世代都对肺结核有印象,每个人都要经历接种卡介苗(BCG)疫苗的过程,而更重要的是,新加坡从殖民地到独立后,建屋政策与城市规划都因肺结核而做出改变。

许励扬回应说:“肺结核会带来不好的社会后果,疾病也仍被污名化。我不会说这样的检查是具有歧视性的,因为我们应该尽可能尝试避免肺结核案例从国外引入,减少传播的风险。”

政府因肺结核改变政策

“我访问的一名前麻风病患者用福建话告诉我:麻风病、肺结核与精神疾病就像三兄弟。精神疾病比较轻,是小弟弟;二哥是肺结核。麻风病则是老大哥——让我印象深刻。”——本地历史学者罗家成

关于种族偏见的问题,罗家成说,偏见早已根植在社会历史之中,每当紧急情况如瘟疫暴发,偏见就会被强化。“虽然医生已经不再相信种族免疫力的理论,但人们(与制定政策的人——这是一般而言,不是指我们的)仍意见分歧,以肤色和文化差异来评断。不过在肺结核的情境则不管用,肺结核折射的是社会经济阶级的不平等,而非种族问题。”

战前的店屋被殖民地官员视为传播肺结核的祸首,1907年的辛普森报告,促成了改良信托局(Singapore Improvement Trust,简称SIT)在战前的一系列公共住宅计划,比如仍存在的中峇鲁老屋。改良信托局的任务后来便由建屋发展局取代。

温故如果不能知新,至少也能提供历史教训,不要轻易重蹈覆辙。

新加坡国立大学苏瑞福公共卫生学院传染病系主任许励扬认为肺结核仍是新加坡今天面对的严重问题,针对种族偏见,他指出,不久前仍有人相信马来人更容易患上肺结核。“我同意,我们必须慎防种族歧视,避免种族偏见。”

“我访问的一名前麻风病患者用福建话告诉我:麻风病、肺结核与精神疾病就像三兄弟。精神疾病比较轻,是小弟弟;二哥是肺结核。麻风病则是老大哥——让我印象深刻。”

本地历史学者罗家成与传染病专家许励扬最近合著了一本英文论著《肺结核——新加坡经验(1867-2018):疾病、社会与国家》(暂译,Tuberculosis-The Singapore Experience, 1867-2018: Disease, Society and the State)。这本书虽然谈的是肺结核在新加坡的历史,但却不妨让读者在许多环节上,与当今的疫情对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