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流影响各地粉丝文化，但廖继权发现一些国家的粉丝文化仍保有独特性，例如日本粉丝还会买CD和DVD，也比较长情，所以偶像寿命比较长，像Smap一红就是25年。
粉丝文化的改变与媒介的发展离不开关系。曾任教于南洋理工大学黄金辉传播与信息学院的助理教授廖继权接受联合早报访问时指出，社交媒体强化了两个C——Connectivity（联结）和Creativity（创意），让粉丝这个群体增殖，也让粉丝有了更多自主权。
这30年，陈相云看到不同年代的粉丝追星，她觉得以前的粉丝较含蓄，会在电视台或电台门口守候，只为拿一张签名照，不会漏夜在机场守候；现在的粉丝不仅接机，甚至购买跟偶像同一航班的机票，跟偶像一起飞。以前粉丝送礼，大多是信件、卡片、鲜花、手折星星，或为偶像做剪报本子；现在粉丝送名牌，还为偶像制作商品，登广告，送餐饮。
网上流行一句话：只有你想不到的，没有粉丝做不到的。一些土豪粉的举动令人咋舌。中国男团TFBoys成员王俊凯三年前过18岁生日时，粉丝在美国为他发射一颗人造卫星，将他的照片送上天，还买下位于南纬60度的18颗恒星，并送偶像一台27万元人民币（约5.4万新元）的望远镜给他观星。有媒体估价发射卫星的费用，最便宜的卫星也要30万美元（约42万新元）。
许多人对粉丝的印象是“盲目”“疯狂”，粉丝就以偶像名义做公益，除了帮偶像建立口碑，也证明自己不是“脑残粉”，追星也能有意义；粉丝公益成了粉丝文化重要的一块。
韩粉另一应援文化是给偶像买广告。首尔各个地铁站常看到粉丝祝贺偶像发片或生日的广告，首尔交通去年发表2019年首尔地铁站广告分析及数据报告，在首尔1至8号线的所有地铁站内，共有1万468个广告，其中2166个与偶像、艺人相关，代表每五个地铁站广告中，就有一个是韩星应援广告，数量更是2014年（76个）的28.5倍。费用方面根据广告牌大小、地点有所不同，以2号线三成站的广告牌为例，一个月大约要450万韩元（约5200新元）。
选秀节目中出现大量产品植入和广告，是对粉丝做直销的手段。吴畅畅说：“就是要粉丝透过消费告诉商家，你选我们的偶像代言是没错的。”
吴畅畅指出，偶像和粉丝的关系存在情感关联，而这是建立在资本逻辑上的情感关联。“追星要付出金钱代价，我必须买你的唱片，去听你的演唱会，给你投票。粉丝经济一直存在，只是粉丝文化的发展让粉丝经济模式不断翻新。以前，明星已经是一个商品，我们才为他消费，现在，我们深入造星的上流环节，他还是‘半成品’时，我们就已经花钱在他身上，花钱去栽培一个明星。”
选秀节目的粉丝经济效益相当可观，以大陆爱奇艺2018年1月推出的《偶像练习生》为例，截至2017年底，爱奇艺付费会员人数达5080万，但截至2018年2月底，这个数字突破6010万，短短三个月会员数量增加近1000万，与《偶像练习生》大有关系；在爱奇艺网站上，一天只能投一票，花钱买会员身份能多投一票。此外，买一箱赞助商的饮品，可获得48次投票机会，结果该饮品在大陆各地被抢购一空。
粉丝经济还体现在多个层面。现在追星族有更强的消费能力，不只买专辑和演唱会门票，还有周边商品、偶像代言产品，以及偶像爱吃的穿的用的，爱屋及乌，让许多厂商看到商机。
何谓粉丝经济？吴畅畅解释：“简单来说就是尽可能地在粉丝身上赚钱，把粉丝当做购买商品的客户，对他们做直销和推广。”
例如食物应援，在韩国，粉丝不仅给偶像提供食物，偶像的团队和活动中的工作人员，全都照顾到，食物丰富，包装精美。海外韩粉跟着做，韩星来本地宣传时，他们会送上饭盒、咖啡、零食、甜点等。
“粉丝追星的心态没有变，但追星方式有了很大改变。”这是在娱乐圈工作30年的陈相云的观察。陈相云早期担任唱片宣传，带过张信哲、王菲、那英、庾澄庆等歌手，现在是飞凡娱乐（UnUsUal）艺人经纪部助理总监，带过王力宏、周兴哲，还有韩星李准基、朴宝剑、Winner等。
中国上海华东师范大学传播学院新闻系副教授吴畅畅受访时说，现在的粉丝文化强调粉丝的主体性，粉丝也越来越年轻，处在新媒体和全球化环境，是高度组织性（highly organised）和高度动员性（highly mobilised）的群体。
吴畅畅说：“追星成了集体活动，例如每天起来要一起给偶像刷屏。”刷屏泛指到网上论坛、留言板、聊天室等平台，短时间集中发送大量内容或重复相似信息，为偶像冲曝光率和点击量。
粉丝的各种应援旨在为偶像冲人气和曝光率。廖继权说：“粉丝不再是单纯的仰慕者与追随者，现在追星还包括为偶像塑造及推广形象，俨然当起‘经纪人’。”
对粉丝做直销
粉丝与偶像的主体地位互换，与近年流行的全民造星选秀节目大有关系；粉丝与偶像的关系捆绑得更紧，粉丝经济效益也更为显著。
近年流行的全民造星选秀节目，促使粉丝与偶像互换主体地位；以前的粉丝单纯崇拜偶像，现在的粉丝自己透过社媒创造内容，花钱去栽培一个明星，进而催生了粉丝经济。
追随偶像到各地看演出，也推动交通、餐饮和酒店业。台湾乐团五月天的台湾演唱会多次与航空公司及酒店合作推出配套，吸引海外粉丝前往捧场。在日本，Oricon公信榜数据显示，杰尼斯天团“岚”（Arashi）出道至今，演唱会票房超过200亿日元（约2.6亿新元），他们每次开唱，场馆附近的酒店和餐馆都客满，岚宣布明年起休团，业界估计造成的损失超过13亿新元。
韩流应援文化的影响
韩流席卷全球，韩粉独特的应援文化，对各地粉丝有着一定影响。
粉丝的主体性
至于欧美粉丝，廖继权觉得他们没有亚洲粉丝那么有组织性。“在亚洲，追星是一种社交活动，让一些人在一个组织中找到认同感；在欧美，追星是个人喜好，以BTS来说，我觉得很多西方人听BTS是因为他们的音乐是有别于西洋音乐的另一选择，但对亚洲粉丝来说，听BTS是要得到‘ARMY’（BTS粉丝昵称）的身份认同。”
对于这个现象，陈相云持两面看法。“站在经纪公司立场，很好啊，艺人要的就是曝光和话题。但换个立场，这些宣传是公司的责任，粉丝给偶像最实际的支持是看演出，上网买歌。而且粉丝的钱哪里来？很多是父母给的，父母赚钱不容易，这方面父母也有责任教育孩子。”
粉丝公益 追星也能有意义
粉丝经济利与弊
吴畅畅认为弊大于利。“粉丝经济强化了媒体产业利润导向的绝对原则，但娱乐产业是文化产业，需要有文化产品，粉丝经济的逻辑会消解文化产品的质量，这也说明为什么很多流量明星的唱片或影视作品在主流社会不被接受。”
廖继权说：“以前的粉丝文化，主体是偶像，粉丝对偶像是敬仰与崇拜，也依赖传统媒介如电台和电视台提供偶像相关内容。现在的粉丝文化，主体倾向粉丝，他们自己创造内容透过社媒传播，影响力不容忽视，甚至诞生‘粉丝游说’（fan lobbying）文化。像漫威漫画和《星际大战》的粉丝在社媒发表想看到的剧本走向，或自己撰写同人小说（Fan Fiction），电影公司都会参考。”
粉丝经济推动商机
做公益是好事，但出于对偶像的爱做善事，万一“脱粉”就很难持续跟进公益项目，这是一大隐患。
许多选秀节目在参赛者还未出道前，就通过投票赚粉丝的钱。吴畅畅分析：“现在年轻人处在一个商业化环境，一个消费主义环境。这些孩子都是孤独的个体，偶像或‘半成品偶像’的出现，在一定程度满足了孩子的精神及信仰诉求；大家一起来‘养成’他，花钱呵护他，让他出道，而花了钱和精力，就会对偶像形成独特的情感关联，认为‘他的出道有我的努力’，这种情感关联对孩子们非常重要。”
粉丝参与造星过程，自是觉得要对偶像负责，偶像在娱乐圈的价值要有他们的存在，花钱为偶像做各种应援就是展示偶像价值的方式。吴畅畅说：“投票、买广告，那得花多少钱啊，追星成了集体活动，也因为集体性的方式才能有效果。”
韩粉也做大米应援，为偶像送上“大米花篮”，大米在活动后会捐赠给慈善机构。李昇基的新加坡粉丝2011年到韩国观赏偶像演唱会，效仿送上三个大米花篮。
根据《福布斯》杂志2017年的报道，那一年在时代广场投放的韩流艺人广告有20至30个，每小时播出15秒广告，连续投放一个星期要大约3万美元（约4.2万新元）广告费，这些广告主要是中国粉丝买的。
粉丝文化及粉丝经济模式的改变有利有弊。廖继权认为过分沉迷，以致有跟踪、抹黑等行为，是不好的，但年轻人从追星活动学会组织、社交、创意、数码通识（digital literacy），是好事。
在本地，瑞恩的粉丝会“瑞不可当”（RBKD）每年在瑞恩生日时策划慈善活动，例如为老人家送食物；韩星李准基的各地粉丝以偶像名义，为柬埔寨的贫民建设水泵和水井；中国演员王凯的粉丝致力于修桥铺路。
吴畅畅发现粉丝以女性居多，这跟女性权利意识和消费者主体的崛起有关联。“女生觉得‘我照顾你，我呵护你’，是赋权感。”
粉丝经济效益
海外粉丝不落人后。去年，韩国男团防弹少年团（BTS）的本地粉丝在多美歌地铁站买了大型广告祝贺偶像出道六周年；纽约时代广场的广告看板也常出现BTS和EXO的广告。
吴畅畅认为如今的粉丝经济模式一石三鸟：显示偶像的市场价值，粉丝有主体性，艺人公司的成本得到很好的转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