值得一提的是，库尔茨一直倡议以“澳洲模式”来处理现有的难民问题，即向北非国家提供经济援助，换取在当地设立难民中转站，试图阻止难民在人口贩子帮助下横渡地中海，提案及后更成为了欧盟内部广为接纳的政策立场。或许部分人道主义者会批评方案仅是“用钱买安稳”的权宜之计，不但没有负上道义责任，更似是把原有问题“外判”出去；而平情而论，这种论点略有道理，但在衡量功过时，应理置于更宏观的角度出发。
诚如上述提及，（极）右翼民粹政党近年在欧洲各地的选举迅速冒起。除了上述提及的国家，激进右翼已在挪威、丹麦、德国、荷兰和瑞典成为政坛主流。学者Markus Wagner和Thomas Meyer所做的研究更发现，自1980年以来，西欧主流的53个政党（不分政治光谱）中，有40个政党的立场在全球化起步后逐步右倾。对于支持一体化的民众而言，情况实在令人担心。
再者，在欧洲一体化的议程上，库尔茨的立场更非如马琳勒庞的疑欧派。反而，在七月的演说中，库尔茨称奥地利希望成为“欧洲人的利益和欧盟的桥梁”；而在另一场合中，他更表明“没有西巴尔干，欧盟就不可能完整，而一体化进程只有透过政治和经济集成，才可发挥作用”。由此可见，尽管库尔茨在处理难民上态度强硬，但他内里却是一名泛欧洲主义者。
德国总理默克尔在地方选举失利后，宣布不再度竞逐总理和党魁。消息传出后，不少人对欧洲一体化的前景感到忧虑。诚然，欧盟现时有不少难题急须解决——对外，有美国挑起的贸易争议和俄罗斯对东欧的安全威胁；对内，又有英国脱欧、加泰罗尼亚独立危机、意大利挑战欧元区财赤上限，及波兰、匈牙利的威权管治抬头等等，直接挑战欧盟创立的根基。
虽说是现时世界最年轻的国家领袖，但库尔茨成熟的政治手碗已可见于去年十月的大选中。选前，极右自由党（Freedom Party of Austria，FPÖ）一直在2016年的民调中处于领先位置，不过，到了2017年5月，米特雷纳（Reinhold Mitterlehner）出乎意料地提出辞职后，库尔茨就被推举为人民党（Austrian People's Party，OVP）的代理领导，并在两个月后正式当选党领袖，而该党更在短时间内从民调的第三名，一跃成为选举中的国会最大党。
或许有人会问，既然库尔茨反对欧盟的难民政策，那他又跟民粹领袖欧尔班、波兰总统杜达（Andrzej Duda）或法国的马琳勒庞（Marine Le Pen）有何分別？首先，库尔茨在早前的电视访问中表明，由于匈牙利违反了欧盟价值观和法治，ÖVP在欧洲议会的成员将投票支持欧盟启动《第七条款》制裁匈牙利；而奥地利的司法和立法机关，亦未有像波兰和美国一样，受到政府的攻击或削权。
当然，库尔茨所靠的不仅是俊俏的外貌，其竞选策略同样是致胜之道。自库尔茨成为党领导后，他随即把人民党重新包装，以“温和变革”作为卖点，试图找到吸纳最多选民的方程式，故反移民、反伊斯兰化，及支持重塑社会秩序，就成了库尔茨的主要倡议。诚如学者Anton Pelinka所言，“OVP通常被视为中右翼政党，但它从FPÖ中汲取了部分观点和论述，以较温和手法重新呈现”，使OVP不但能够在选举中击败左翼社会民主党（SPÖ），更分流了部分原来支持极右FPÖ的选民，这才是库尔茨的致胜之道。
难民拥入所衍生的身份认同及社会问题，可说是右翼政团兴起的关键主因。虽说库尔茨出任外交部长时，曾呼吁欧洲诸国采用严格的边境控制，以阻止难民进入欧洲，又支持《伊斯兰罩袍禁令》，禁止人们在公共场合佩戴遮盖脸容的罩袍；可是，库尔茨有別于其他“民粹领袖”之处，在于此君批评现有政策后，敢于提出替代方案，而非动辄喊着脱欧来解决所有问题。
不少主流传媒都把欧盟成员国的右翼民粹领袖，形容为欧盟的内部敌人。从匈牙利总理欧尔班（Viktor Orban），到意大利北方联盟主席萨尔维尼（Matteo Salvini）等人的政治取向和言论看来，不无道理；不过，近年在欧洲政坛冒起的右翼领袖中，并非全都反对欧洲融合，其中一位就是去年底上任、年仅32岁的奥地利总理库尔茨（Sebastian Kurz）。虽然奥地利在欧盟里非如德、法两国般具有主导地位，但在全球政治氛围右拐之际，务实的库尔茨或可成欧盟的“救命稻草”。
不论人们把现象归咎于何等原因，欧盟现时正处于后全球化年代的“反扑期”。过去二十载，各国政经快速集成，后遗症渐现。虽然库尔茨的立场和作风似是看风使舵，但从另一角度来看却是进退有度，一方面保护欧盟的基石，一方面则向己国民众妥协，以退为进，回应有关难民诉求。须知，若主流的欧洲政党只固守过去眼光，不顾民情、不愿妥协，就政治现实而言，只会进一步流失原有支持欧洲一体化的民众，令右翼民粹政党继续壮大，最终只会为欧盟分裂埋下更多计时炸弹。虽说库尔茨的方案成效尚未可知，但他或许是“欧洲女王”宣布不会再度竞逐连任后，欧盟的一丝曙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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