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了题目，张爱玲的原文内容并未被改动。《打人》一文的开头是这样的：“在外滩看见一个警察打人，没有缘故，只是一时兴起，挨打的是个十五六岁的穿得相当干净的孩子，棉袄棉裤，腰间系带。”
在本地传统大众媒介及社交平台与新媒体上，各种有关香港社会对立现象的评论和消息层出不穷，同情和支持的对象因人而异，立场互相对立的也大有人在。这本来就是一个多元社会的正常表现，作为一个曾经生活在思想高度统一的社会架构中的移民，我还是非常珍惜目前这样的境遇的。于此同时，这令我又不能不想起在我早年上学读书的那个年代里，读过的《语文》课文《半夜鸡叫》。
在外滩看见警察打人的张爱玲，并非像她在《打人》一文中所表述的那样，“我向来很少有正义感。我不愿看见什么，就有本事看不见。”然而这一回，她忍不住“恶狠狠”盯住打人的警察看，“希望我能够表达出充分的鄙夷与愤怒”。
《联合早报》的2019年“字述一年”年度汉字揭晓，“港”字开花，说明生活在相对稳定的社会环境之中的新加坡华文读者，今年对香港局势发展和走向尤其关心。
年轻的学生们在知道什么是爱之前，从小就被动地学会怎么去仇恨。每一个幼小的心灵都被灌输了“世界上没有无缘无故的爱，也没有无缘无故的恨”的语录。普通人与人之间的爱被视为洪水猛兽，是受到舆论批判和道德唾弃的资产阶级人性论。在那个年代里，没有人会想甚至敢想公鸡半夜啼叫是不是虚构的假真相？
在那个“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年代中，为了树立阶级斗争的打击对象，《半夜鸡叫》里的“周扒皮”与《红色娘子军》里的“南霸天”、《白毛女》里的“黄世仁”、《收租院》里的“刘文彩”，并列成为遭受全中国人民口诛笔伐的“恶霸地主”的典型。这些虚构出来的敌对分子，对于最高当局调动老百姓的斗争意识能动性、提高政治思想觉悟，起到了绝妙上好的鼓动作用。
《半夜鸡叫》的故事描写了一个中国北方姓周的地主，为了催促自己雇佣的长工早点起床下地干活，半夜躲进鸡舍学鸡叫，旨在引起公鸡打鸣报晓的事情经过。结果，一个名叫小宝的长工，机智地识破了地主的骗人伎俩，与长工们一起，狠狠地教训了残酷剥削贫穷雇工的地主一顿。
在这种局势下，年轻人似乎都已失去对未来的希望，而失去希望的年轻人变得轻率和具有暴力倾向。这不光反映在用武力与警察展开对阵的香港学生身上，即便是社会保障体系最为完美国家的瑞典，也出现了一个环保少女通贝里。在她关于环保诉求的话语中，在她责问官员的言辞里，也是充满愤怒，满腔仇恨。一边厢通贝里成了《时代》周刊的年度封面人物，另一边厢美中双方宣布就贸易谈判达成第一阶段协议，停止了互相即将从12月15日起对从对方入口的商品额外加征的关税。
好不容易，中国人民的思想经过拨乱反正，抛弃了原教旨主义式的阶级斗争哲学，走向了以提高生产力水平、改善人民生活水准的现代化长征。然而，社会历史的发展的确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30年前，柏林墙在曾经对立的自由世界和共产世界里生活的民众同一的欢呼声中被推倒了。曾几何时，一个似乎互利开放的地球村却又到处开始竖起一堵堵高墙，大国与大国之间、一国一城之内的不同民众之间、执政团队和在野党派之间，由纷争一步一步升级，逐渐酿成对立和冲突的氛围，抑或是成为现实。
今时的人类似乎就像一座吊钟的钟摆，已经从平和对话的一边摆渡到仇恨对抗的另一边。在这个企图将愤怒转化为改变世界的力量时刻，正是召唤具有超凡领导力的世界领袖的时代。那些具有耐心与洞见特质，能够在纷乱的世相下把握事物的真实走向，并会娴熟地运用良政善治，果敢而有政治决心，把整个世界和国家推向前进的正轨的政府领导人，将会成为为世人瞩目的风云人物。
这个故事来自于一本叫《高玉宝》的自传体长篇小说，它在文革前后很长一段时间里在中国流行，不仅被编入当时中小学的《语文》课本，而且还被改编成美术片电影，绘制成小书连环画。故事中的周姓地主外号“周扒皮”，以致于在我念书的那个年代，凡是班级或学校里有姓周的老师或同学，只要有人对之有意见，都统统被暗地里或公开地栽上“周扒皮”的绰号。
重新翻开张爱玲的随笔散文集《流言》，是因为其中的一篇500多字、600字不到的文章《打人》。找出《打人》一文重新阅读，是因为香港的一所中学在所编印的语文阅读材料中，将张爱玲发表于1944年6月《天地》杂志上这篇文章的题目，改为《警察打人》的这则新闻（见2019年12月15日星期日《联合早报》）。
在一个纷乱的世界里，政府官员并非拥有高高在上的好命，可以颐指气使；别说是做主席夫人，连当一个普通的警察，只是历尽职责地维持社会秩序，他的家人也不免生怕会受到暴民的打击报复，而惶恐难安。
（作者是退休工程师）
这事情如果是发生在平时，大概不会引起多少人关注。但是在香港反修例引起旷日已久的社会抗争，警察涉嫌对年轻学生过激使用武力，屡屡被指责为执法过度的情况下，如此标题文字的改动，自然会被人推断为是在做“渗透式仇警文宣”，目的是向学生“洗脑”。
张爱玲在结文前写道：“大约因为我的思想没受过训练之故，这时候我并不想起阶级革命，一气之下，只想去做官，或是做主席夫人，可以走上前给那警察两个耳刮子。”不过，她也明了这只是“天真”的小说家笔下的桥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