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滩金融峰会后不久，原计划11月5日在上海和香港同步上市的阿里旗下蚂蚁集团突然被叫停上市，引起举世哗然。此后，高层官员频繁表态，强调对金融企业与资本的监管刻不容缓。
王军分析说：“总体看，仍然是对金融科技领域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提前化解系统性风险的重要举措，是为了防止再次出现新的安邦系和明天系，以重塑游戏规则和监管权威。”
中国央行原行长戴相龙则在12月13日力挺官方决定，强调互联网金融有关重要管理法规没有公布实施前，暂停蚂蚁金融上市是正确的，不能允许互联网平台逃避金融监管。
中欧陆家嘴国际金融研究院执行副院长刘胜军在微信公号撰文指，政治局这一重磅表态史无前例，是“中央亮剑”，是对此前一系列“监管升级”的最高定调。他认为，会议传递出的关键信息有两点：第一是高度重视阿里巴巴此类“新型垄断”，第二是防止资本“无序”扩张。
中国央行原行长周小川去年8月就曾表态：有人鼓吹颠覆性技术、革命性技术，你要是反对他，你就是“反革命”。这么做有时只是为了卖自己的产品，有时也是要排斥、打击竞争对手；当切实加强监管时，还可能打舆论战。
这估计也是为什么，徐麟11月19日会强调“防范资本操纵舆论的风险。”外界预见，中国政府在互联网公司参与媒体方面可能也将重拳出击。
中国财政部副部长邹加怡更直白地指出，要建立并遵循相应的市场规则，防止金融科技成为规避监管、非法套利的手段，防止金融科技助长“赢者通吃”的垄断。
11月19日，中宣部副部长、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主任徐麟在公开演讲中，明确要求“坚决防范资本操纵舆论的风险”。中国央行中共党委书记、银保监会主席郭树清12月8日重申，金融科技行业有“赢者通吃”的特征，大型公司往往利用数据垄断优势，获取超额收益。中国需关注新机构进入市场是否受阻，大企业是否以非正常方式收集数据等问题。
据路透社报道，中原银行首席经济学家王军认为，不排除中国会仿效国外的做法对一些巨头进行反垄断调查、甚至进行拆分。他说：“这个信号是非常严厉和明显的，‘敲打’的意味很强，层级越来越高。高层一直在呼吁创新，但一些资本不专注于创新，总是想逃避监管收割韭菜。”
今年10月24日，阿里巴巴创始人马云在上海外滩“烧了第一把火”前后，中国金融监管部门一系列“监管升级”更为密集。马云外滩演讲的当日，中国国家副主席王岐山就于同一场合强调，“要坚守金融发展基本规律和金融从业基本戒律”，中国金融不能走投机赌博的歪路，不能走金融泡沫自我循环的歧路，不能走庞氏骗局的邪路。
在政策层面，中国政府已经出台一系列为蚂蚁金服等科技巨头“量身定制”的紧箍咒。银保监会和央行11月3日发布《网络小额贷款业务管理暂行办法（征求意见稿）》。据《证券时报》报道，权威金融专家以蚂蚁金服举例分析说，蚂蚁的业务环境可能发生重大变化：只能保留一家全国经营的控股小贷公司，因此需要放弃对花呗或借呗中一家公司的控制权并转为参股；同时需要大幅增加表内贷款规模，单户网贷余额受到限制，可能改变其营收增长逻辑；蚂蚁集团存量的ABS（资产证券化，Asset-backed Securities）规模等也需要收缩。
中国国家国家市场监管总局11月11日发布《关于平台经济领域的反垄断指南（征求意见稿）》，这份共22页的指南草案是中国规范科技公司利用互联网从事商业活动管控垄断的首个政策性文件，内容包括禁止互联网公司分享顾客敏感信息、禁止联手打压对手、禁止压价竞争等。
中共政治局12月11日亮剑，史无前例地点明“要强化反垄断和防止资本无序扩张”，引起中国舆论界高度关注和讨论。有分析认为，这个信号非常严厉，对互联网巨头敲打的意味很强。有网友发出“要消灭资本了？”的惊叹与疑问，也有人点名阿里、腾讯、美团等企业，呼吁政府进行监管。
这不是近期官方第一次针对垄断企业和资本发出警告。早在2019年，中国国家金融与发展实验室发布的金融监管蓝皮书（中国金融监管报告（2019））就对中国金融监管领域重大问题进行深度分析，主要涉及地方金融监管、监管沙盒制度、私募基金托管制度、消费者数据保护、互联网消费金融、金融科技监管等方面。
值得注意的是，在资本参与媒体方面，很多互联网公司非常活跃，比如阿里巴巴2013年战略投资《商业评论》杂志、以5.86亿美元收购新浪微博优先股和普通股；2015年以高达20.6亿港元收购香港《南华早报》，以各种方式投资入股的媒体达20多家。
这场舆论战在2020年迎来了逆转，微信号亚当斯密经济学就评论，10月24日监管部门终于赢得了舆论战，准确地讲，是马云自己搞砸了舆论战。
其实，中国金融企业的无监管发展已经持续一段时间，对于问题和风险，监管部门一直未采取行动。有分析认为，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长期以来科技巨头在“舆论战”中占了上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