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etia律师事务所副主任陈悦欣律师曾是主控官和处理过许多金融罪案，她解释，警方不是不想帮忙，而是他们确实在海外不具备管辖权或调查案件的权力。
明伟则自己上网学习如何追踪区块链活动，尝试追查被盗货币的去向。他成功追踪到部分加密货币被转至几个不同的电子钱包，接着把相关信息交给警方，但之后没有下文。他与艾丽、美婷异口同声说，警方告诉他们，因这类加密货币投资骗案的赃款往往已被转至海外，调查工作受限于管辖与执法权限的问题。这样的官方答复让明伟等人感到无奈。
陈悦欣说，疫情暴发严重影响跨境活动，增加犯罪分子使用钱骡移动赃款的难度。同时，加密货币投资开始流行，加上这类投资往往无须与银行交涉，因此开始成为犯罪分子的“新宠”，他们所设计的虚假交易平台看上去也很专业。
至今距离艾丽在网上认识爱情骗子大约有半年时间，当她说起自己被骗的遭遇，记者仍然可感觉她心有余悸。
为了面对自己受骗的真相，明伟上网搜寻其他有相同经历的受害人，结果找到爱情骗案受害人所设立的援助群组。他听着其他受害人所叙述的经历，发现当中都是“似曾相识”的桥段，让他在这过程中慢慢放下过去。至于约会应用，他已完全不碰，暂时搁置自己成家的愿望。
陈悦欣说，犯罪份子往往非常善于移动赃款，当把加密货币骗到手后，他们会赶紧把货币转至海外交易平台或电子钱包，然后迅速将货币套现。过程中，犯罪分子也会把属于不同受害人的加密货币混在一块儿再“洗白”，增加追查失款去向的难度。
手法向“数码转型” 骗子不以智取 专攻脆弱感情
艾丽自认陷入爱情骗局是一件“不光彩的事情”，除了一名好友，她没跟其他人诉苦，“怕别人觉得我笨”。短时间内失去大笔积蓄和对爱情的信心，艾丽一度陷入黑暗与绝望，甚至想过轻生，“幸好我最后还是想通了，没有做出傻事”。
心理治疗师潘嘉丽认为，骗子也善于给受害人很多关注与呵护，倘若切断与对方的往来，意味着受害人将无法继续从这段感情中获得“自我肯定”。
为对方可疑行为找理由
“他给的关心比别人多”
周泳伶解释，骗子引受害人上钩时，所针对的并非受害人的智商，而是其感情层面。这类受害人通常自觉他们在现实生活中难以找到恋爱或结婚对象，并且对于他们的单身状态有一定的羞愧感，“例如他们在农历新年期间会被亲戚‘拷问’，为何还没结婚、你到底是什么问题等，这些因素难免让受害人在寻找爱情方面变得更为脆弱。”
几个星期后，艾丽、明伟和美婷都开始遇到投资平台不让他们提取资金的问题。K劝美婷要有耐心、给投资平台一点时间处理行政，明伟则在C的说服下进一步投钱，“因为她当时告诉我，付多点钱成为投资平台会员，如此一来他们才会优先处理我的提款要求。”
美婷（假名）今年31岁，当会计师的她有投资加密货币的经验，因此当K推荐她下载投资应用时，美婷发现该投资平台与服务做得非常专业和高级。她决定试一试水温，先投资一小笔钱，不过，K一直怂恿她“放多点、放多点”。
本期实况报道访问三名拥有大学文凭的男女受害人、处理这类个案的律师与心理学专家，探讨受害人为何在“谈情”过程中忽视各种“危险信号”、什么原因促使加密货币投资成为骗子惯用的诱饵，以及受害人能如何借助法律途径追讨失款。
损失六位数买房计划泡汤
在这样的情况下，严文键注意到，近年来有更多受高等教育的专业人士成为爱情骗局的受害人。“这类受害人大多知道或听过加密货币投资，并且能接受一定程度的投资风险。”
当骗局发展到这一地步，已是接近所有幻想与希望不得不破灭的尾声。艾丽、明伟和美婷都察觉到对方的态度开始转变。当被质问是否是爱情骗子时，C立即将明伟拉黑，A责怪艾丽竟然不信任他，K则不再像过去那样频密地回复美婷的短信。
网络爱情骗案，一种以攻破心防和筑造浪漫幻想为手段，再诱使对方掏钱做虚假投资的诈骗模式。尽管这些年来媒体不时报道这类通称为“杀猪盘”的案件，执法单位也提醒公众别上爱情骗子的当，但仍有不少人包括越来越多受高等教育的白领上班族、专业人士，在寻觅爱情的路上不慎坠入骗局。
第一次和艾丽（假名）做访问，她显得特别谨慎，不愿透露太多个人信息，对于讲述自己如何受骗的一些细节也有所保留。她告诉记者：“我担心骗子读了新闻报道后，会知道是我爆料……”
有一次，A建议艾丽和他参加投资平台的一个情侣活动，两人掏钱做同一项投资。“我当时没法拿出太多钱，结果A很凶地对我说，要做成功的女人就必须愿意拿出钱投资，不够钱就去跟银行借……”心上人的态度出现一百八十度转变，让艾丽当时感到纳闷，但她为A的行为找到了理由——“我想，可能是因为文化不同，让他的行为显得比较大男人吧……”
周泳伶发现，骗子也越来越狡猾，善于玩弄受害人的感情，会利用“love bombing”（给予对方很多宠爱与关注）、“gaslighting”（让对方质疑自己的想法与逻辑）等心理手段，让受害人感到脆弱，进而操控他们。
当时没怀疑他吗？“是有一点点，但他一直很频密跟我联络，电话上聊天时说话流利，也表现得对新加坡的环境非常熟悉……”艾丽和A始终没有在现实生活中见过面。
从短信联络到通电话，两人每天聊天谈心，A也很勤奋地报备自己的行程和分享日常，让艾丽渐渐地对A付出感情。A并非艾丽首个在约会应用上认识的异性，但对艾丽而言，A与其他男子不一样——“他给我的关心比其他人给的多”。
艾丽只肯透露自己拥有大学文凭，目前是一名白领上班族，她去年8月使用某约会应用时认识了A，她当时34岁。“他自称是新加坡永久居民，从事与医疗行业有关的工作，经常出国公干，我们网上认识时他刚好在中国出差。”A也提供许多个人信息，让艾丽感觉他经济条件不错，例如他声称在中国置产和有私人司机等。
凡走过必留下痕迹，被盗走的加密货币也不例外。艾丽知道市场上有追踪加密货币和调查加密货币骗案的专人，但因得掏钱聘用这些“猎手”，担心又是一次血本无归的资金付出，所以始终没有聘用专人。她在今年1月去见国会议员，希望政府与执法单位能为骗案受害人在追讨失款方面提供援助。
不过，成功为受害人追回加密货币投资失款并非不可能的任务。Setia律师事务所主任严文键律师透露，他的律所已为几名受害人成功追查到失款下落，目前处于取回这些失款的阶段；由于这些案件属于法庭谕令不准公开的诉讼，严文键不便透露更多详情。
美婷一样没让家人和朋友知道她受骗的事情。她说：“我们（受害人）发现自己被骗后都够难受了，如果把事情说出去，我觉得其他人会说什么‘你就是贪’这类话，我不想承受别人的批判眼光。”
临床心理学家周泳伶博士透露，比起疫情暴发之前，前来她的诊所寻求心理治疗的爱情骗案受害人增加约两成，受害人年龄有年轻化的趋势，且大多是专业人士，包括律师、金融界从业员和教师等。
明伟同样和C没有见过面，每当约好见面时间与地点后，C总是找借口爽约。到底C有何条件或优点，让明伟认为她是适婚对象？也是大学毕业生的明伟坦言，C在短信谈话中表现得很懂得理财，让他产生好感。“平时聊天她很积极回应，我生日时也送我蛋糕和花，让我感觉她是真心的。”
严文键也建议想追讨失款的受害人所能做的事情。第一步是追查被盗窃的加密货币的去向，受害人可以请专人调查或自行学习如何做加密货币追查工作；一旦掌握到加密货币去到哪个交易平台与电子钱包，受害人可以向法院申请庭令，要求交易平台提供电子钱包持有人的个人资料，前提是必须向法院提供自己被诈骗的证据。
艾丽记得，A先分享他自己投资加密货币的收获，接着鼓励艾丽也做相同投资，两人可以为未来的生活一起努力。只听过加密货币但没相关投资经验的艾丽不疑有他，下载了A推销给她的投资应用，开始把自己的积蓄一点一点地投进加密货币的世界。
受害人在发现被骗真相后 应向信得过的人倾诉心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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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媒体上经常有关于爱情骗案的新闻报道，与“对象”交往过程中也出现可疑迹象，理应更具判断能力的专业人士为何无法识破骗局？
律师谈如何追回失款：先掌握加密货币去向 再向法院申请庭令
这些年来，网络爱情诈骗案的犯罪手法出现变化，从之前大多涉及现金转移的手段，发展至网上进行的加密货币投资骗局。
和其他爱情诈骗案的“剧本”一样，在认识几个星期至一个月后，“心仪对象”会开始说服受害人上网进行加密货币投资。从谈情到谈投资，骗子往往有相同套路——声称要为两人的未来累积财富。
从享受被对方捧在手心上的甜蜜，到发现自己上当后的惊慌失措，尽管内心满是难以化解的复杂情绪，受害人往往不愿把自己的经历说出去，或是求助于身边亲友。与其说不愿意，当中更多是一种害怕被旁人歧视的焦虑，担心被人说“哎哟，怎么你也会被骗”。
严文键与陈悦欣发现，犯案手法转变的时间点是在冠病疫情暴发期间。疫情前，不少罪犯经常使用“苦肉计”，例如家人患重病急需一笔医药费，或突然出现某些情况导致资金无法周转，恳求受害人伸出援手等。
潘嘉丽建议，受害人在发现被骗真相后，应向他们信得过的人倾诉心声，必要时咨询心理治疗师接受辅导，化解他们所经历的创伤。她劝受害人：“要善待自己、给自己多一点慈悲，而非一味地地自我批评。”
严文键说，能否成功追踪到加密货币的下落，这在一定程度上得靠运气。由于采取法律行动须支付律师费和讼费等开销，许多受害人宁愿选择“止损”，放弃走法律途径。
交往过程中，A并非让艾丽毫无疑心。认识几个星期后，艾丽自然希望能与心仪对象见面，但对方总推说在国外临时有公务或家事，暂时无法回新加坡。在艾丽的要求下，两人终于安排一次视讯聊天。艾丽忆述：“他当时戴着帽子，所在的地方灯光很暗，根本无法看清楚他的样子。”
2020年冠病疫情阻断措施期间，当时30出岁的工程师明伟（假名），正苦恼认识不到结婚对象，他于是开始使用约会应用和社交媒体认识女生。在网上“耕耘”约一年后，明伟认识了C小姐，对方自称是做服装生意的老板。明伟开始对C产生情愫，并且以结婚为前提与对方交友。
感到羞愧不光彩曾想轻生
艾丽坦言：“那段日子我一直哭，但我不敢让爸妈知道发生了什么事……那（被骗的钱）几乎是我所有的积蓄，我不想让他们担心……”
周泳伶说，当注意到危险信号或怀疑对方时，受害人也会尝试寻找理由来替对方做辩解，说服自己所付出的感情与金钱是值得的，这在心理学上称为“确认偏差”。
到最后，三人都意识自己上当了，于是报警。艾丽所损失的10多万元，原本是她打算用来买房子的积蓄；明伟失去20万元至30万元的“老婆本”，美婷透露她的损失有五位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