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等的价值，是在人生各个阶段赋予女性权力，肯定她们对社会和家庭的贡献，在职场上同工同酬。
自己16年前的经历，就是不平等职场对待的写照。当年她产下大女儿后，放产假在家，却发现薪水迟迟没进账。联系公司，公司不理不睬，只好向人力部投诉，公司才补发薪水。
我国在2022年发布新加坡女性发展白皮书，列出职场平等、支援看护者、改变观念、扶持女性等领域的25大行动计划，提升女性地位，例如推出新的职场公平法规、增加妇女在董事会中的代表性、允许更年轻的女性选择性冻卵、更明文规定如何防止家暴和职场性骚扰等。
许雁萍说，新加坡的女性地位近年来已大大提升，有很多机遇和资源让自己发挥潜力，但机会敲门时，女性能否跳出刻板思维，挑战自己。
“孩子居家学习，我得指导他们；没有外卖，我得负责准备三餐，又得兼顾自己的工作，不巧当时丈夫在海外工作不能回来，就我一人带三个小孩。从早上睁眼到晚上闭眼，没有一刻稍微闲着，压力很大。”
据2022年发布的《联合国人类发展报告》，新加坡在性别平等方面的表现有所进步，排名从2019年的第12位，提高到2021年的第七位，是排名前10国家中唯一的亚洲国家。我国每年的大学毕业生几乎一半是女性。
虽然当时的工作同样着重家庭和女性权益，但相关活动和倡议得通过工会去落实，自己无法面向受益者或感受其效果。
每每女性赋权的口号一起，难免会招来一些男性反感的眼光。作为本地70个女性组织团体的全国协调机构，新加坡妇女组织理事会在倡导女性赋权时，更是无可避免听到这样的声音。
2022／2023年的雷克雅未克领袖指数（Reykjavík Index for Leadership）报告，针对女性是否适合担任23个行业的领导，很好地反映两性观点。受访的新加坡女性，约三成对女性领袖存有偏见，男性则有将近四成。
男性就没有同样威胁吗？许雁萍说，正因为不平等对待不分男女，男性也可能有同样遭遇，因此制定职场平等和多元化的包容政策，提供保障，对谁都好。
一次经历，让她意识到“爱自己”的重要性，更让她深刻体会职业女性的不易，如今，即便只有短短的15或30分钟留给自己，也是必需。
许雁萍说，理事会成立于1980年，旨在创造平台和机会，让新加坡妇女实现“平等的空间、平等的声音和平等的价值”这一理想目标。
值得关注的是，针对性别平等在所属社会的重要性，本地的受访者只给了7.3分（最重要为10分），位于受访14个国家中倒数第二，仅高于日本。共有1万4000名年龄介于18至65岁的人参与调查。
许雁萍说，当女性因为性别而受到不合理的对待甚至是歧视时，不一定有站出来为自己争取的勇气。
理事会也计划把宣导教育工作推展到学前中心。“我自己也在学习如何彻底打破传统偏见，留意自己是否下意识地把女性固定在某个框架，让孩子多了解男女平等。”
许雁萍指出，亚洲父权社会制度早已根深蒂固，女性的角色是妻子与女儿，她们常常把家庭放在第一位，而失去了自我，即使已迈入21世纪，大部分女性仍被传统观念所束缚。“比如她们会认为自己是女孩，不擅长科学和技术，女孩应该学习商业或行政管理。”
产假结束回去上班，却发现自己原先负责的销售和市场经理职务，都交给新同事，自己终日无所事事。一个月后，公司以表现不理想为由辞退她。“我当时年轻，不知道这是不平等的对待，也不懂得举报。”
加入理事会前，许雁萍在全国职工总会妇女与家庭事务处工作将近15年，离开前是副处长，兼任王鼎昌工运领袖学院副院长。妇女与家庭事务处是妇女组织理事会的会员之一。
事业与家庭，本来就是人生中得不断寻找平衡点的功课。现代女性游走其间，无法完全摆脱传统观念的枷锁和社会眼光，或许就得像许雁萍那样，怀抱热忱，不亢不卑地完成。
对这位在女性赋权运动中“打滚”16年的她来说，提升女性地位并非挑战男性地位，而是以平和的方法去争取。“我们希望的是平等的过程，从两性的角度出发，就如在公司企业，我们强调多元化、平等和包容，这包含性别、年龄、背景等不同层面。”
对某些特定行业，先入为主观念依然存在，例如对比高科技、人工智能、电玩、工程、国防等行业，女性被视作更适合在托儿、时尚和美容业担任领袖。而女性自己也抱有偏见，很大程度上不选择与科学、技术、工程和数学相关职业。
“她们在职场上受到性骚扰或性别歧视，难免会害怕，担心揭发后，是否对自己的事业造成负面影响，甚至可能被开除。尤其是上司或人事部清一色是男性，就更难以启齿，更显无助，默默承受无形的精神压力，许多女性为了保护自己，最终选择离职。”
疫情期间健康亮红灯 才意识到要“爱自己”
许雁萍家中的男性，角色非一般。
性骚扰或性别歧视的指控需要证据，但很多时候并不一定明显存在，有的更属于灰色地带，因此不敢举报的情况，远远超过记录在案的案例。
职场的包容，最终受惠的不仅限女性，男性同样得益。就如理事会的赡养费支援中心，寻求援助的也不乏男性。再如看护休假，男女都能享有，重点在于申请者和批准者是否带着“看护工作都应由女性负责”的偏见。
打破对女性既定观念挑战最大
平等的声音，是女性能在政治、企业和社会领域的决策上，拥有更大的发言权与决定权。
这份“幸运”，有赖于各方的配合与付出。子女年幼时，她在全国职工总会的家庭与妇女处担任副处长，上司非常体谅年轻妈妈育儿的难处，遇到紧急状况，允许她临时请假或提早下班。
丈夫共担育儿家务等家庭责任
一年下来，工作量大不在话下，还得兼顾人事、数据安全和网安、财务等事务，协调组织会员之间的交流合作，搭建与政府部门的对话桥梁，寻找更多企业伙伴讨论合作项目。
那段家庭和办公界限模糊的日子，许雁萍耐性低、脾气暴躁，得了轻微的焦虑症，暴瘦了20公斤。外人以为自己减肥，其实是健康亮红灯，看了医生调适后才好转。
许雁萍说，近年来，本地托儿服务大有改进，选择更多，而且政府慷慨地提供许多津贴，辅助职业妈妈生产后继续就业。
近年来，理事会更关注如何保障女性离开职场后的未来和退休生活。虽然女性常说等孩子长大再重返职场，但要回到同样职位甚至升迁并非易事，随着年龄增加，找工也难。
这样的成绩单，对成立43年的妇理会来说，是一大鼓舞，也是一种鞭策。
16年前遭受职场不平等对待
延伸阅读
说易行难，要打破既定观念，需要整个社会长时间的共同努力，妇女组织理事会从2021年起，推出“Project Awesome”介绍新加坡杰出女性，到中小学展开两性平等的宣导活动。
推行女性赋权，最大的挑战在于打破既定观念。
冠病阻断措施期间，她就曾因家庭工作两头忙，导致自己的健康亮红灯。
2023年，理事会首次举办慈善晚宴，筹得20万元，除了解决疫情期间乐捐少、活动经费捉襟见肘的烦恼，也加强公众及大型企业对理事会的认识。同年，理事会首次与一家金融机构达成长期合作，对方答应在理事会义务服务300个小时。
白皮书的内容，是政府与新加坡民间女性组织经过160场对话敲定的。新加坡妇女组织理事会也参与意见收集和反馈过程。
调查：三成本地女性对女领袖有偏见
“我很幸运，生孩子的这些年来，都不需要考虑为了照顾孩子而停职。”
“如果观念不改，即使制定再多平等和完善的政策来保护女性，等到个人必须做决定时，女性自己不把握，还是无法改变现状。”
此外，防止家暴是理事会的重要使命之一。许雁萍说，家暴事件从未停止发生，而且不只局限于低收入家庭。许多受害者不敢声张，周边的人则抱着清官难断家务事的态度而没有伸出援手。
再来是调整自己作为母亲的心态，许雁萍和先生都愿意让子女“外包”长大。“只要孩子是交给值得信任的人或设施来照顾，我就能安心地继续工作。”
平等的空间，指的是没有家暴、没有职场性骚扰、没有公共场所歧视的生活空间，即便是关起门来没有外人，依然受到平等对待。
妇女能顶半边天。然而，女性常常忽略自己，许雁萍说：“在我们的脑海中，总是担心或关心别人，很少有时间照顾自己。女性，最重要的是照顾好自己。”
理事会总裁许雁萍一脸淡然，微笑着说：“他们会说，新加坡社会一直以来强调唯才是用，女性哪里会受到不平等待遇，你们女人就是这样的。”甚至一些女性，对各种有关提升妇女地位的宣导口号也嗤之以鼻。
2023年7月，妇女组织理事会首次举办高尔夫球筹款活动，百多名球员中，女性球员不到一成。许雁萍说，把理事会介绍给更多男性，是希望男性在女性发展方面能扮演更大角色。
她与先生都来自单亲家庭，母亲长时间工作养家，自己和两个弟妹是女佣带大的，因此她不希望由女佣代家长照顾子女。先生自幼由奶奶带大，做家务习以为常，也不习惯由帮佣代劳。夫妻沟通后，都乐于这种不假他人之手的家庭安排。
2014年，理事会推出“新加坡杰出妇女荣誉榜”（Singapore Women’s Hall of Fame），肯定对社会有积极贡献的女性，至今已有182名女性登榜。
她家没有帮佣，也没有长辈代劳，家务和三个孩子，夫妻同担同责。从16年前大女儿出世开始，她与先生亲力亲为打点大小事务，两个儿子陆续出生，一路借助托儿服务照看孩子，靠小贩中心与咖啡店解决晚餐。孩子没上补习班或请补习教师，周末总是在阳光和球场上度过。
在女性赋权运动中努力了16年的许雁萍，年轻时也遭遇过职场不平等对待，却懵懂渡过，不懂得举报。一年前接下妇女组织理事会总裁职务的她，希望能以平和的方式，为新加坡妇女争取到一个平等的位置。本期《早人物》栏目，请来许雁萍分享妇女在社会、职场与家庭的地位，也畅谈男性在女性发展中可扮演的角色。
此外，据董事会多元化理事会数据，截至2023年6月，我国法定机构及首100家慈善机构的女董事占比分别是32%及29.5%，比本地挂牌的前100家公司的表现好。不过，本地的这些挂牌公司的女董事比率为22.7%，比起八年前，已增加将近三倍。
平等，是一种过程，是协商合作后的争取。
理事会前任会长因到海外工作而在离职前，找上许雁萍。几番考虑，许雁萍决定踏出舒适圈，带着家中两个孩子正逢O水准和小六会考年的忐忑，领着更少的薪酬，加入这个非盈利机构。
重要的是避开与其他孩子的攀比，减去不必要的精神压力。她认为“不必要的比较，既对自己的健康不利，也无益家庭凝聚力”。
去年是16岁老大和12岁老二的会考年，42岁的许雁萍却决定离开14年的熟悉工作环境，选择加入薪酬少的非盈利机构新加坡妇女组织理事会，深入追求自己对赋权女性的理念。
分享自己的家庭安排时，许雁萍以一口流利的华语笑说：“不能把我的家庭当成标准。”
当然，雇主如果能提供更多便利，在职女性不一定要因照顾家人，选择辞职或接受有时间照顾家庭的工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