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明年1月1日起，孩子未满两岁的在职父母，每人在孩子出生的首两年内，每年可申请的无薪育婴假也从六天增至12天。
夫妻俩认为，育儿最大的挑战是如何腾出更多时间陪伴孩子、满足他们的需求，见证他们的成长。陈爱丽相信，若雇主提供灵活工作安排，有利于在职父母兼顾事业与家庭，并避免出现职业倦怠。
她希望公司推行更多措施，协助母亲在生产后重返工作岗位，包括允许母亲在产假结束后，继续在家办公一段时间。
政府通过推出一系列措施，包括增强婴儿花红计划，以及让在职父亲的有薪陪产假增至四周等，支持人们养儿育女。《联合早报》访问了育有年幼孩子，来年又将迎接新生儿的夫妻，了解他们在育儿方面面对的挑战，以及这些措施对他们的帮助。已落实灵活工作安排的企业，也分享他们如何协助员工在工作与家庭生活之间取得更好的平衡。
王盅尧说，夫妻俩喜欢孩子，所以愿意多生育。尽管这些津贴能帮助他们减轻部分开销，但没有影响他们生儿育女的决定。他们希望政府能提供更多医疗和教育方面的资助。
另外，今年2月14日及之后出生的公民孩童，家长可获得额外3000元婴儿花红现金奖励。父母只要为孩童开设儿童培育户头，起步津贴将从3000元增至5000元。 家长存入儿童培育户头的款项，可获政府1元对1元的配对填补。头两个孩子的儿童培育户头配对填补顶限也调高1000元。
30岁的陈爱丽和林政锋2020年8月结婚，隔年6月长子就呱呱落地。陈爱丽在房地产业担任用户体验设计师，林政锋则在一家远程医疗公司的卓越运营部门担任助理经理。
林政锋说，若公司延长陪产假，他打算在孩子出世后先申请三周假期，剩下的留给日后带孩子去做身体检查。“延长陪产假对那些自己照顾孩子的父母有一定帮助。除了能利用多两周的假期照顾宝宝和大儿子，我还能在妻子产后的康复阶段，为她提供情感支持，让她专心把身体养好。”
她说：“我很感激上司的配合，当我必须提早离开办公室接儿子下课，或是得居家办公照顾生病的儿子，他都体谅我，并允许我这么做。这样一来，我也能更安心工作。”
这对夫妻乐见政府增加无薪育婴假。林政锋认为，父母应更重视自身的身心健康，延长无薪育婴假意味着家长有更多时间陪伴新生儿，他们也可利用其他假期，例如年假来休息充电。
林政锋则期待公司提供灵活工时选项，例如让临时需要处理个人事务，得提早下班的员工，能灵活地在自己方便的时间完成工作。
目前，陈爱丽和林政锋每周分别有两天和一天可居家办公。由于陈爱丽将在明年1月中生产，雇主允许她从本月开始，暂时无须到办公室上班。
王盅尧说，五个孩子去年轮流生病长达五个月，他与妻子当时须带孩子看医生，并在家照顾他们，因此育儿假实在不够。
陈爱丽则希望政府能给予在职父亲更长的有薪陪产假。“四周的有薪陪产假还是不够的，若陪产假延长多几个月，对母亲而言将是额外的支持。我们也能在孩子出生的首几个月，更专注于照顾他。”
他认为，尽管增加经济援助对父母有帮助，但育儿开销，包括托儿费用还是非常高昂，加上生活费上涨等因素，这些措施或难以显著改变夫妻的生育决定。
父母：现有六天育儿假不够用
谈及父亲在家庭中扮演的角色，林政锋说，父亲应负起与另一半同等的育儿责任，并积极参与孩子的成长过程。他目前还不知道公司是否会从明年起允许他申请额外两周的陪产假，他非常期待这项政策的实施。
育有较多孩子的受访在职父母认为，现有的六天育儿假并不够用。王盅尧（43岁，保健食品公司执行总裁）和妻子黄櫯颐（32岁，运营总经理）育有五个年龄介于两岁至12岁的孩子，两人将在明年4月迎来第六胎。
年轻夫妻档陈爱丽和林政锋在冠病疫情期间迎来第一胎时，获益于灵活工作制，有更多时间陪伴孩子。这对夫妻将在明年1月再添个宝宝，他们期待获得更多有薪陪产假，也希望雇主提供更多灵活工作安排选项，以便更好地兼顾工作与家庭生活。
“照顾新生儿需要很多精力，居家办公让我能同时兼顾事业与宝宝。这帮助我减轻一些压力，可以顺利地重返职场。”
政府今年宣布，明年1月1日起出生或被领养的孩子，他们的在职父亲可享有由政府承担薪资的陪产假，从两周增至四周。这额外两周暂时不是强制的，雇主可自行决定是否提供额外有薪陪产假。
陈爱丽受访时说，生第一胎时，因为居家办公仍是公司既定的工作模式，她在产假结束后可继续在家办公，直到去年第一季度才返回公司上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