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正法案因此加强了对施暴者的改造，依据施暴者的风险程度和需求，规定他们在接受辅导之外，也须参加亲子课程、看护者培训或家庭心理治疗。
然而，现实往往要复杂得多，尤其是在涉及亲密关系的情况下，伦理亲情或经济依赖都可能影响一个正常成年人的判断。
此次修法后，遏制家暴的法律已几乎达到政府所能干预的极限。接下来要解决家暴问题，恐怕不能再靠收紧法律，而是确保现有法律能发挥全部效力来保护受害者，不论是通过提高公众意识、对施暴者加强威慑或贯彻执法。
孙雪玲强调，为避免过度干预，保护者只能在高危案件中，在所有其他干预措施都失效的情况下，作为最后手段这么做。
修法只是第一步，要提高公众对家暴的意识和警觉是漫漫长路。这不能仅靠社会及家庭发展部的“打破沉默，阻止家暴”（Break the Silence）宣导活动，更须深入社区、加强法律教育，让受害者清楚自己的权利。
内政部兼社会及家庭发展部政务部长孙雪玲星期二（7月4日）在国会为妇女宪章（家暴和其他事项）修正法案提出二读时说，现行法律的原则是尊重成年家暴幸存者为自己做决定的权利。但这并不足够，因为一些心智能力正常的成年人在遭遇家暴时选择不保护自己，而是继续陷于危险之中。
唯有自知，才能自救，进而自强。这不仅适用在家暴受害者，也适用于施暴者。
修正法案引入“保护人”这个新角色。顾名思义，保护人的首要任务是保护家暴受害者。因此，即便受害者不同意，保护人仍可申请各种庭令保护他们，甚至向法院申请将受害者带离自己的家。
这凸显了帮助家暴受害者最困难的一点，即不管法律如何完善或政府如何干预，要打破暴力循环的关键是受害者必须愿意“被”帮助。
但要打破沉默，举报至亲，谈何容易，即使是经济优渥者也面对巨大心理障碍，何况是一些较弱势群体。因此，当家暴受害者选择掩护他们的施暴者时，旁观者不应轻易地给他们贴上“不愿自救”的标签，而忽略了他们或许根本不知从何自救。
议员苏慧敏（马西岭—油池集选区）就提到，各邻里如今设立了更多社区法律诊所。新加坡法律义务办事处（Pro Bono SG）也提供线上法律咨询，方便那些无法亲临法律诊所的居民。
在一般人的认知中，身心没有残障的成年人应有自主权，决定自己住在哪里或接触什么人。
这看起来有悖常理，但只要带着同理心去看，不难理解为何如此。参与辩论的议员就形容了一些受害者所面对的困境，如他们可能担心报案后，施暴者会不愿意或无法再提供经济支持。家暴的影响也远远超过身体虐待，可深刻影响受害者的自我价值和身心健康，羞愧、内疚和孤立感，都可能阻碍他们求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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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此，发言议员普遍认同保护生命是重中之重的，但也有议员担心，如果受害者没有做好准备离开自己的家，这反而会阻碍他们寻求帮助。
这项法案提出的问题是：当家暴受害者不能或不愿自救时，国家和政府是否应该施救？政府这方面的法律权限要如何校准，才能在尊重自主权和保护人身安全之间取得平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