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在白皮书中也提到要设立集中系统，物色合适的个人负起危机时的工作，包括负责医疗运作、追踪密切接触者、前线执法和执行呼叫中心工作，并安排他们提前受训，以便在需要时能迅速调动。
他指出，新加坡未来的抗疫规划必须超越“做什么”，即制定不同的疫情情境，也应注重“怎么做”，也就是所需的能力，才有助更好地预见接下来可能出现的情况，能随着情况变化灵活地调整应对方案。
彭建强说，系统会由公共服务署设立，在平日更全面记录政府人员的技能，辨识具备不同危机作业能力的人员。他并未详细说明具体的受训人数。
“如此一来，在危机中，我们就能更准确、迅速地识别和决定如何调动具备所须能力的人员。我们也会探讨如何更好地与私企和民间机构携手，在危机时与公务员形成互补，或扩增他们的能力。”
“我们必须把白皮书中阐述的大致经验与实际情况结合，适当地应用到下一次危机中。”
尤其在前瞻规划能力上，白皮书提到，政府会专设前瞻规划团队，负责探讨各种假设情境，为未来可能出现的疫情做好准备。
彭建强说：“团队不会参与眼下、短期的危机应对，因此精力能专注于预想危机接下来几个阶段中可能出现的情况和潜在风险，并制定可能用上的方案。”
团队将由来自不同相关领域，能就危机的经济、公共卫生、社会凝聚力、韧性等层面提供见解的成员组成。
面对日后疫情，政府会制定更多应对情境，但我国不可能为一切可能性做准备，也须接受一路上会出现未知数。因此抗疫规划必须超越“做什么”，注重“怎么做”。这包括深化公共卫生专业能力，以及专设前瞻规划能力。
叶成昌解释公共服务部门通过哪些标准，来评估新加坡应对冠病的效力时说，和许多国家一样，我国的抗疫目标是保生命、保生计，并在两者之间取得适当的平衡。新加坡在疫情中确保死亡率保持在低位，维持公众的高度信任，并在疫情后越战越勇。
谈到白皮书中总结的学习经验时，叶成昌说，通过这场疫情，政府发现疫情初期过度依赖过去对抗沙斯疫情的经验，导致过于照本宣科，没有更充分地挑战某些假设，以致在一些方面未做出最适当的回应。他指出，这个反思将为政府提供指引，应该如何看待这次抗疫过程中总结出的经验，从而设定未来面对危机的应对反应。
彭建强指出，前瞻规划团队有别于政府现有负责前景构思（future thinking）的相关部门，精力将集中于当下发生的危机。
公务员首长叶成昌和领导国土危机执行小组的内政部常任秘书彭建强日前通过电邮接受《联合早报》访问，就政府今年3月发布的《新加坡应对冠病白皮书》，进一步阐述白皮书中总结出的经验和日后应对危机所要采取的措施。
政府在白皮书中总结，日后应对复杂的危机时，应及早确定优先处理事项。谈到是否为确定优先处理事项制定框架时，叶成昌认为，这么做可能形成更多限制，适得其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