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净是第二批通过招聘来新加坡工作的中国医生，同批受聘的医生约五六人。据她所知，10多年来受聘来新工作的医生，一部分成为专科医生，另一些则成为全科医生或是驻院医生。
12年前初到新加坡工作时，新加坡中央医院康复医学顾问医生陈净（40岁）曾面对语言障碍，只能用磕磕巴巴的“新加坡式英语”与年长患者沟通。她还记得有一次在场面陷入尴尬之际，患者女儿建议她用广东话与父亲沟通，结果沟通效果反而更清楚又亲切。
邱德拔医院肾科顾问医生刘博（41岁）现在不仅能说一口流利英语，还学会几句马来语。她最常用的两个词汇，就是“sakit”（痛的意思）和“nafas”（呼气的意思）。
她还记得，曾面对一个较为复杂的病例，会诊医生写下很多建议并要进一步检查。好不容易快要读完了，却被最后一行的一连串英文字母难倒。她绞尽脑汁想了很久还是毫无头绪，无奈之下只好硬着头皮打电话联系那名医生，在医院里找他本人解读会诊单。
如今，每当其他同事遇到英语和华语都不好的年长华族患者时，就会拜托她当“方言翻译员”，用广东话跟患者解释病情。
当年只身一人来新加坡工作虽然具挑战性，但她还是觉得是正确的决定，往后也会在本地公共医院继续发展。
卫生部控股自2011年开始，每年都有计划地从中国招聘在当地受教育的医生。卫生部控股答复《联合早报》询问时指出，至今已从中国招聘超过180名医生，大部分仍留在公共医疗机构服务。
“为马来族病患看诊时，说几句马来语当然更加亲切。如果有时间，我想要去学马来文，这算是我的一个目标。”
最终，语言问题没有成为她工作上的绊脚石，在患者、患者家属和同事们的肯定和鼓励下，她化困难为优势。
陈净到新加坡工作两年后，她的先生也到本地工作。连同今年六岁和两岁半的孩子，一家人都已经是新加坡公民。“新加坡已经是我们和孩子们的家了。”
卫生部控股说，招聘策略是为了满足我国人口快速老龄化的预期需求。“在新加坡行医的90%以上是本地医生，但我们不分国籍，重视所有医生的贡献。”
她以医院的会诊单（俗称blue letter）为例说，当年都是手写的。“我对英文本来就不太熟悉，再加上会诊单有很多缩写，字迹也比较潦草，所以辨认起来很困难。”
陈净说，中国医学教育和教科书，大多使用英文，但同事之间和患者之间的沟通都是用华语。因此，适应以英语沟通的新工作环境，是她来新工作初期面对的最大挑战。
不过，她还是与父亲进行“远程问诊”，通过视讯观察父亲走路的情况、了解他需要什么辅助仪器等，然后网购寄给他，也教母亲如何协助父亲康复。
没想到这一句话其实写的并不是某个关键的病史或某种特别药物的缩写，而只是“as above”（如上所述的意思）。
卫生部控股自2011年开始，每年都有计划地从中国招聘在当地受教育的医生。它答复《联合早报》询问时指出，至今已从中国招聘超过180名医生，大部分仍留在公共医疗机构服务。
疫情期间，陈净在照顾本地冠病住院患者的同时，远在中国的父亲感染肺炎，虽然检测后不是冠病，但还是两度入院治疗。
向本地医生学习 更重视医患沟通技巧
第一批从中国来新加坡工作的医生共有20多人，他们如今已在本地工作超过12年。
“爸爸出院后很长一段时间在康复休养，我那时觉得遗憾，在爸爸最需要我帮助的时候，我却不在他身边。”
适应英语沟通环境 成来新工作初期最大挑战
陈净从医学院毕业后，在北京一家著名医院服务了两年半，并在学长学姐的介绍下，参加新加坡卫生部控股的招聘面试。“新加坡是直接认可一些中国医生执照的少数国家，不像英国和美国还须通过医师资格考试，所以来新加坡工作对我而言是比较好的机会。”
根据网上流传的信息，卫生部控股将在今年8月至11月，在北京面试有意来新加坡行医的中国医学院毕业生，能在明年5月之前来新工作者将获优先考虑。
这些年来，她也从本地医学院毕业生身上学到很多，例如医生和患者之间如何有效沟通。“我在中国读医学院时，课程里没有特别教导医患沟通的内容，但这是新加坡医学教育的一个关键环节。例如，如何把坏消息告诉病患，这些都是有技巧的，不能够太直接了断，要从病患的角度思考，考虑他们的感受。这能够减轻病患的恐惧，让他们更愿意了解病情，并为自己的健康做出适当决定。”
“刚来的时候，做很多事情都是事倍功半的。笨鸟先飞，我就付出更多努力，比别人花更多的时间。例如，我知道星期一会看很多病人，我就提前在周末到医院熟悉他们的病历，这样在正常上班时就可以快一些。”
根据新加坡医药理事会（Singapore Medical Council）官网去年9月更新的信息，本地从2009年起，承认中国四所医学院，即北京大学医学部、复旦大学上海医学院、清华大学北京协和医学院，以及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所颁发的医学文凭。医理会只承认这些医学院的七年制医学硕士和八年制医学博士学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