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透露，长期观察校园霸凌事件后，发现单亲家庭、祖父祖母养育、双职工家庭的孩子，因为长时间独处，更容易卷入霸凌事件。这显示缺乏家庭教养是校园霸凌屡次发生的原因之一。
表艺琳则维护受害者公开曾遭校园霸凌经历的正当性。她也强烈要求政府废除校园霸凌事件的公诉时效等。
这些嘲讽的话让她更难受，最终鼓起勇气，今年3月通过韩国电视节目讲述了自己过去的不幸遭遇。
专门处理校园霸凌事件的律师朴相洙指出，根据2004年制定的《反校园暴力特别法》，如果发生校园霸凌事件，教育厅将召开学校暴力委员会，并由教育厅决定加害者的处分。加害者可以对教育厅的决定提出不服诉讼和停止执行的申请，这样就可以拖延时间。郑淳信的儿子就用了这种方式推迟执行相关处分。
表艺琳透露，她努力忘记学生时代的痛苦记忆，尝试把10多岁的她和20多岁的她区别开来。但她踏入社会工作后，在人际关系上出现一些问题，一年多前又因为抑郁症开始看精神科医生，现在每天得按时吃药控制情绪。
“我就是她们的真人玩偶 霸凌不用其他理由”
4月5日，韩国政府就宣布考虑延长校园暴力加害者的学校不良记录保存期，并与高考和就业挂钩。韩国政府计划在4月间正式发表校园霸凌对策，并推进相关立法。
在釜山经营发廊的表艺琳（28岁）接受《联合早报》访问时，自述遭校园霸凌长达12年。2023年初偶然观看了韩剧《黑暗荣耀》后，往事在她脑海中不断浮现，心情久久不能平复。看完这部热播韩剧时，她感到很痛苦，同时感到自责，总想着“剧里的受害者那么努力为自己讨公道，我成年之后做了什么？”
郑淳信的任命最后被取消，但舆论仍在持续发酵。为根除校园暴力的苗头，尹锡悦近日发出指示，要教育部牵头制定综合对策，彻底从根源上清除单方面、持续性的校园暴力。
就读中学和高中时，表艺琳持续受到加害者的欺凌，每到休息时间她都苦恼该躲到哪里。加害者经常会打她的脸颊，或在她在坐着时用脚踢她的桌子，甚至在她鞋子内放图钉。有一天，加害者还抓住她的头发把她拉进厕所，硬把她的头塞进马桶。表艺琳形容，当年的学校生活简直有如地狱。
韩国有“有钱无罪，没钱有罪”的说法。这句话的意思是，虽然法治国家应是人人在法律面前都是平等的，但在韩国，富裕者往往能通过关系把有罪变成无罪，找律师以各种可能理由减轻或撤销刑罚。弱势者找不到好律师，只能承受一切对自己不利的指控。韩国的校园霸凌案件在调查过程中，被有权有势加害者的父母从中干预的真实案例，正好印证了上述说法。
按照韩国现行法律，使用暴力罪、侮辱罪的公诉时效为五年。也就是说，从承受暴行或辱骂等行为的当天起，受害者过了五年就无法诉诸法律处罚加害者。通过民事诉讼索赔的时效则只有三年。
她说：“对我来说，让我承受最大痛苦的是小学时期的霸凌，不过公诉时效已过，加害者不仅没有反省，反而说记不清，叫我不要编造谎言。我感觉经历了一场灾害。这是人祸，人祸本来就可以预防的。”
究竟加害者为何一直欺负她？表艺琳苦笑道：“小孩玩玩具，有理由吗？我就是她们的真人玩偶，没有其他理由。”
位于首尔瑞草区的“绿树基金会”是旨在预防青少年暴力，同时保护遭受暴力青年的韩国民间组织。基金会创办人金宗基原本是三星电子的高层管理人员，在16岁的儿子承受不住校园霸凌自杀后，于1995年创办了绿树基金会。
表艺琳从就读小学到高中的12年间，一直不断被霸凌。她对学生时代没有任何美好回忆，即便是远足、学校运动会，她总是一个人，因为同学们都不敢跟她做朋友，害怕也会被欺负。
然而，不少人也担心，如果学生的校园霸凌记录和高考挂钩，像郑淳信一样的家长反而会增加。
她忆述：“我是在庆尚南道宜宁一个偏僻的小村长大，小学到高中都在那里就读。我妈妈脸上有红色大痣，读小学时一个同学看到我就嘲笑我妈妈。我家乡只有两所小学，小学二年级时，母亲发现我被同学欺负后让我转去另一所小学。但新学校的同学听说我之前被霸凌后，就嘲笑我又脏又臭、靠近我会感染艺琳病毒，从此我再次成为同学攻击的对象。”
表艺琳说：“我原本想成为图书馆管理员。我经常为了躲避加害者跑到图书馆，我的精神不用那么紧绷，可以放心呆在那里。但成为图书馆管理员须有大学文凭，若要上大学就得参加学校的晚间自习，这样就会遇到加害者，所以我只好放弃。”
民间团体“好教师运动”的代表韩成俊指出，从“郑淳信儿子事件”中可看到，受害者并未从创伤中恢复、加害者没有反省、学校教育体系也没有任何变化。此次事件暴露出当局处理校园霸凌事件的弊端。只要加害学生的家长认为对孩子不利，就会不惜提起诉讼，因此提出诉讼的例子可能会继续增加。
对此，金锡民认为，预防校园欺凌和改善受害者的处境更为重要。他强调，暴力其实是难以消除的，但可以尽量预防，包括通过调解化解矛盾。
57岁的律师郑淳信，刚在今年2月24日获总统尹锡悦任命为警察厅国家侦查本部部长，不料却在上任前一天表明辞意，原因是他儿子六年前涉及的校园暴力事件被再次提起，而他当时还动用了法律手段。
辅导员：以牙还牙以眼还眼复仇方式不应鼓吹
校园霸凌一直是韩国社会的痼疾。从1990年代中后期开始，校园霸凌已成为严重的社会问题。即便2004年出台了《反校园暴力特别法》，韩国的校园霸凌事件层出不穷，猖獗的加害者似乎无所不在。
教师出身的校园霸凌专业律师朴恩善也认为，如果延霸长学生霸凌不良记录的保存期限，加害者将会采取更积极的法律应对措施来自保，而不是反省改过，当局须要做的是扩大教师的权力，尽量在校园内解决和阻止霸凌事件。
讲述校园霸凌受害者复仇的韩剧《黑暗荣耀》最近爆红。就在这部热播剧在韩国引发极高话题度的同时，韩国新任警察厅国家侦查本部部长郑淳信因儿子霸凌同学落马，迫使韩国社会不得不再次正视校园霸凌问题。
针对网络霸凌的方式，金锡民举例说，加害者通过二手网站、外卖软件、手机定位系统等实施霸凌。例如，加害者借用受害者的账号在二手网站欺骗销售商品；几名加害者一起通过外卖软件叫外卖到受害者的家后，选择货到付款；加害者用手机定位软件追踪受害者的位置后，叫受害者把附近的共享电动车送过来等。
基金会目前有60多名员工和11名心理辅导师。基金会除了提供电话求助服务、法律咨询之外，还对校园欺凌的相关问题进行系统研究，向政府提出相关对策建议。
高中毕业后，表艺琳像逃亡一样立即离开了家乡，她想在没有任何熟人的地方开始新的生活。
这起案件之后提交到学校暴力委员会，郑淳信儿子在2018年3月受到转学处分。当时，郑淳信是首尔中央地方检察院的人权监督官，而作为未成年儿子的法定代理人，他以“处分过度”为由，提出取消转学处分的行政诉讼，将案件一直带到最高法院。虽然他最终败诉，却“赢得了时间”，在最高法院做出判决之前，儿子得以在不用扣分或受不利影响的情况下，依然进入了韩国第一学府首尔大学。
表艺琳也曾鼓起勇气向老师求助，反而被老师质疑：“是你不会交朋友。是不是你做错什么，同学们才会这样？”
根据报道，尹锡悦认为郑淳信提起行政诉讼，接近于对受害者的第二次加害，“特别是在担任检察官期间，为了个人利益利用法律知识是最令人失望的部分”。
韩国国会教育委员会所属的共同民主党议员姜得求认为，加害学生等待行政审判、行政诉讼、停止执行申请的期间，受害学生根本得不到保护，受到第二次加害的可能很大，教育厅应该制定相关对策防止这类事件发生。
令人吃惊的是，欺凌她的加害者竟然有17人，当中有三人对她造成最大伤害。其中一人也成了美发师，她工作的发廊在韩国电视节目爆出上述情况后，把她开除。其他两名加害者当了瑜伽导师和应急救援队队员，至今仍没有主动联系她致歉。
网络霸凌的类型依次为网络语言暴力（32.5%）、网络排挤（17.7%）、网络名誉损害（16.3%）等。
于是，她翻阅毕业相册找出并联系了当年的加害者，但她们不只没有承认过错，还反问表艺琳说：“你有证据吗？”“你以为你是《黑暗荣耀》中的女主角？”
据统计，从2020年到2022年8月，校园霸凌案件加害者提出的行政诉讼共325起。其中胜诉件数为57起，胜诉率仅为17.5%。
根据基金会发布的《2022年校园霸凌现况》研究报告，受访学生遭受的校园霸凌中，网络霸凌的比率最高，达31.6%，其次是语言暴力（19.2%）和身体暴力（11.9%）。值得注意的是，网络霸凌案正逐年增加。网络霸凌在校园暴力所占比率从2019年的5.3%增加到2020年的16.3%，2021年进一步飙升到34.4%的新记录。
到了高中二年级，表艺琳为了能提早下课避开加害者，开始上美发课程。由于是左撇子，她刚开始学美发时困难重重，每天练习到凌晨。若参加美发比赛，也可以不用去学校，所以她就更努力学习，最后当上美发师。
最近韩国舆论呼吁政府制定更加严格的处罚措施，加强对霸凌加害者的惩罚力度，以保护受害者的权益。
延伸阅读
韩国校园霸凌 存在贫富分化和阶层问题
据韩国教育部发布的《2022年校园暴力报告》，韩国的中小学校园霸凌对策审议委员会共审议了近2万起相关案件。其实，在2020年疫情暴发前，有关校园霸凌的审议件数每年都接近3万起，占学生总数的0.9%。在每年近3万名受害学生中，18%表示“无处诉苦”；还有35.5%的受害学生透露，就算向父母、学校或心理辅导机构求助后，依然继续受到霸凌。
绿树基金会校园霸凌急救中心负责人金锡民接受《联合早报》访问时透露，中心平均每天接听200通电话，每月平均有20名受害者上门求助。韩国3月开学，通常4月和5月或第二学期开始的10月，中心接到的咨询电话还会更多。
金锡民也特别指出，韩剧《黑暗荣耀》让校园霸凌问题再次受到特别关注，但“以牙还牙，以眼还眼”的复仇方式不可鼓吹。对于受害者来说，治愈伤口才是关键，比起分辨是非，更重要的是加害者的真心道歉，只有这样受害者才有办法抚平伤痛。
原来，郑淳信的儿子在2017年进入私立高中时，对同宿舍的同学实施了长达一年的语言暴力，甚至通过投票将对方赶出他所在的社团。这名受害者每当听到郑淳信儿子的名字，都会陷入全身颤抖的恐慌现象，甚至患上严重抑郁症一度自杀，无法继续上学。
韩国国会教育委员会的反对党议员姜旼姃也指出，“郑淳信儿子事件”凸显霸凌也存在“贫富分化和阶层问题”。有权力与影响力、家境殷实的父母能动员所有办法让孩子得到好处。反之，如果家长没钱没权，受害者除了承担全部损失、忍受痛苦之外，没有其他方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