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回祈团理念起疑 前成员获内安局帮助改过自新
过后在内安局的帮助下，沙里接受了宗教辅导。为弥补曾加入回祈团的过失，他自发记录回祈团对一些概念的诠释，并逐一反驳。
发言人提醒，自我激进化的个人可在不动声色的情况下展开独狼攻击，公众若察觉身边人有激进化迹象，应及早通报，免得他们伤害自己和他人。
近期回祈团在印尼也再次成为焦点，当地反恐机构上个月底警告，回祈团转而渗入主流宗教团体、政府机构及国家政治，更大范围地播撒激进主义。
然而，自2015年以来，已有七名16岁至19岁的年轻人因抵触内安法而被拘留或受限制令约束。2016年至今也有六名本地女子被内安法处置。
在此之外，卡罗说：“团队持续与外国伙伴紧密合作，多方协助内安局进行反恐调查，包括针对在本地工作的激进化外国人，以及策划在2016年攻击滨海湾金沙、以峇淡岛为据点的伊国组织支持者。”
过后，他经由马来西亚前往阿富汗的训练营，学习使用各类武器，回国后还协助本地成员在武吉知马自然保护区公园学看地图和进行军事战术等训练。
古纳拉特纳认为，我国接下来须与外国当局更紧密合作，加强保障区域的安全，政府也可提供更多有关反恐及改造恐怖分子等方面的培训。
令人诧异的是，内安局人员搜查他的住家时，在睡房发现近10个闹钟，闹钟每小时都会响起。相信是该名成员晚间每小时都会起身，查看周遭有没有风吹草动，也留意通讯设备是否传来潜逃指示。
据内安局评估，回祈团（Jemaah Islamiyah）在区域内的活动并未渗入新加坡，眼下也没有迹象显示印尼回祈团有意和本地昔日的同伙重拾联系。
“我开始同案件负责人员、宗教辅导员和心理学家沟通，他们帮助了我接受改造。”
多数被拘留者愿意接受辅导和改造，获释后得以就业或继续求学，但也有两人故态复萌，经拘留接受第二次改造后，再次在限制令下获释。
约20名回祈团逃犯都已尽数缉拿回国，除了目前在印尼监狱服刑的一人。
他说，现有机制通过法律方面的硬实力，结合对话等软实力打击暴力，但非暴力极端主义也值得关注，例如负面对待持不同宗教看法者。
搜捕逃犯10多年 内安局决心铲除本地回祈团网络
新加坡尤索夫伊萨东南亚研究院高级研究员诺沙里尔·萨阿博士则指出，疫情限制了人们的行动，却并未限制思想的传播。
在我国于2007年发现首起自我激进化个案前，因涉及回祈团而遭内部安全法令处置、最年轻的两人为20岁和21岁。
拘留期间，妻儿对他的牵挂与鼓励，给予他决心改过自新的力量。
沙里之后成为组织的副领导人。由于他早年也曾参加其他宗教师的课，数次与领导人产生歧见后，渐渐从组织活动抽身。
参与行动的内安局人员卡罗（化名），当年负责带领与外国伙伴接洽的团队。据她忆述，除了最初的两轮逮捕行动，团队花了超过10年搜捕散落东南亚的回祈团逃犯，势要铲除本地回祈团网络。
目前虽没有具体情报显示回祈团计划袭击我国，但内安局说，当年捣毁本地回祈团的行动，仍警示着我国，对恐怖形势保持警惕，并竭力维护社会和谐与凝聚力的重要性。
内政部受询时说，这项计划让公众更认识到恐怖威胁，以及在反恐方面扮演积极角色。其中，截至今年9月，超过10万人已成为计划的急救员。
莫哈末阿里形容，正如冠状病毒不断变异和进化，恐怖主义形势也在不断演变，极端主义不会消失，只是未知日后会以什么形式呈现。“我们必须做的是持续应变，正如这些年来我们设立了资源与辅导中心，也在网上进行宣导工作。”
除了致力于改造，为提倡全民戒备，我国在2016年推出全国保家安民计划（SGSecure）。
南洋理工大学安全研究教授古纳拉特纳说，全球和区域发展都会影响本地的排他主义、极端主义和恐怖主义威胁。“这类威胁因冠病疫情的限制有所减缓，但在新加坡逐步重开边境之际，便会随之而来。”
另有约20名成员潜逃出国，但内安局决心把他们都带回国处置，以免他们在国外悄悄重整旗鼓、卷土重来。
莫哈末阿里说，改造除了注重宗教和心理因素，也为被拘留者的妻儿提供援助，确保他们不被孤立、歧视，更不会随亲人走上歧途。
内安局持续与宗教改造小组和跨机构援助小组的义工合作，帮助被拘留者和受限制令约束者改过自新，改造方式也与时俱进。
加入回祈团后，沙里（化名）对组织痴迷于诉诸暴力，甚至无视牺牲无辜性命的理念逐渐起疑，却无法轻易和组织断绝联系。
目前虽没有具体情报显示回祈团计划袭击我国，但内安局答复《联合早报》询问时说，当年捣毁本地回祈团的行动，仍警示着我国，对恐怖形势保持警惕，并竭力维护社会和谐与凝聚力的重要性。
这些年来被拘留的56名回祈团分子中，四人尚未获释，包括曾从拘留中心逃脱的头目马士沙拉末，以及最先被调查的莫哈末阿斯兰。
反恐是一场持久战，内部安全局过去20年从未停止监察区域内回教祈祷团的动向。这个盘踞在印度尼西亚的组织，宣扬通过暴力在东南亚建立回教国，持续对我国构成严峻安全威胁。
学者：恐怖主义等威胁或随边境重开而来
随着更多年轻人受网上极端思想影响，宗教改造小组也通过社交媒体加大宣导力度，并结合线上和线下形式举办座谈会，扩大受众面。
内安局人员也持续与逃犯的家人和朋友合作，设法说服逃犯回家，其中至少两人被家人劝服后决定自首。
赫尔米（化名）则是在马国落网后，被遣送回国。据他忆述：“起初被交到内安局手上时，我非常担心。我无意配合内安局，因为我以为我会被虐待。”
各国实施封锁措施期间，恐怖组织和追随者利用社交媒体广泛宣传极端材料，激进化现象的溢出效应或有利于恐怖分子恢复实地作战。
一次，内安局人员通过一名回祈团高级成员的同伴，确认该名隐身近10年的成员就窝藏在邻国某处。
回想起当时的心理矛盾，沙里说：“我因为曾向领导人宣誓效忠而踌躇不前，我害怕违逆真主旨意，所以不敢撤回誓言。”
这些年来，我国面对的恐怖主义形势经历明显的演变。回祈团分子落网数年后，我国接连出现被网上极端思想洗脑而自我激进化的个案。伊斯兰国组织（ISIS）的崛起加剧了这一情况，近期也冒出极右极端思想等新兴威胁。
一伙人打算逃离新加坡，头目称会与区域内的回祈团成员接洽，为大家寻觅安全的落脚住所。其中一名与会成员在逃脱前落网。
不过，随着塔利班在阿富汗重新掌权，当地局势动荡，有可能再次成为卡伊达（Al-Qaeda）等恐怖组织的庇护所。长远而言，回祈团与卡伊达的联系，可能为东南亚与阿富汗之间的作战资源和人员流通打开方便之门。
2001年12月，内安局对回祈团展开首轮逮捕行动后，其他在逃分子紧急密会商讨对策。
内安局受询时说，经过种种努力，这四人仍对激进思想深信不疑，该局会继续设法让他们接受改造。
宗教改造小组副主席、宗教学者莫哈末阿里博士，约20年前就开始参与改造回祈团分子的工作。
“我希望强烈申明回祈团的行为是错误的。回教徒须了解回祈团及类似组织所拥护的暴力，在回教并无立足之地。”
小组成立于2003年，工作分为改造和社区宣导两大支柱。
结果，内安局非但没有对他严刑逼供，还给予他所需支持，令他意识到自己有机会改造并与家人团聚。
成为组织一分子那年，沙里年约27岁。在那之前他经朋友介绍参加印尼传教士的课，久而久之越发相信对方阐述的“教义”是真的。
卡罗和同事马上与邻国当局接洽，让这名同伴与逃犯相约在当地一家酒店见面，逃犯现身后随即被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