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业入息补助是为协助低薪工友维持基本的生活水平，延续相同理念，无偿看护者也应得到帮助。不能因为看护者是在家中而非外出工作，就把他们排除在外。”
要建立这样的社区互助网络，她认为应该有一个让人聚集的地方，不是为了看报纸或使用运动设施那种满足个人目的的聚集，而是打造一个能让居民建立友爱的地方，例如一个设在民众俱乐部内，由义工经营的咖啡座。
“我觉得看护者最想要的是社区支持，当他们感到疲累须要休息时，拨通电话就有人愿意义务上门暂代看护工作。”
陈浍敏认为，每月200元的居家看护津贴是用来支付各类看护开销，无法照顾全职看护者的生计，看护补助则是让他们有一笔收入，金额由政府估算。政府可以要求看护者证明照料对象不能完成几项日常生活活动，然后进行支付能力调查。
目前可供护家庭申请的经济援助包括居家看护津贴、看护者训练津贴，以及女佣税回扣等。
“让愿意为社区服务、志趣相投的居民有聚集的地方，当大家彼此认识，看护者有需要时就能找到人帮忙。”
政府与民间组织过去九个月进行了120多场女性发展对话，了解女性面对的挑战，也进而延伸出对无偿看护课题的关注。本地的非正式看护者中约六成是女性，男性占四成。
义顺集选区议员、慈善机构Daughters of Tomorrow创办人陈浍敏曾在国会以及本月初举行的新加坡政策研究所妇女论坛时，数次建议政府为无偿看护者提供“看护补助”（Carefare），概念类似发放给低薪员工的就业入息补助（Workfare Income Supplement）。
她解释，现有措施足以涵盖拥有不同需求的低收入家庭，若这些补助不够抵消看护家庭的开销，他们可以通过医疗社工提出申请。公共政策应该简洁明了，这样才能行之有效，不能分得太细。要减轻看护者的重担，更重要的是建立一个硬件和心件齐全的“自助社区”。
妇女行动及研究协会（AWARE）2019年针对女性看护者进行的调查显示，因看护需求得离职或缩短工作时间的妇女，年收入平均减少63％，或近5万7000元。与此同时，她们也须为护理开销埋单。
看护者全心投入照料有需要的家人，不过却难以兼顾自身需求，他们可能面对入不敷出或没有足够喘息空间的窘境。要改善无偿看护者的生活，受访议员和学者建议，可以给予他们“基本收入”，以及建立社区互助网络来分担他们的重担。
政府与民间组织过去九个月进行了120多场女性发展对话，了解女性面对的挑战，也进而延伸出对无偿看护课题的关注。本地的非正式看护者中约六成是女性，男性占四成。
她接受《联合早报》访问时解释，这么做是让来自低收入家庭的看护者能有“基本的生活素质”。
他也说，要让看护者觉得被重视，其他家人的态度也很重要。好比丈夫回家后帮妻子分担家务、照顾孩子和年长父母，而不是觉得自己已经在外忙了一天，回到家后就什么也不做。
在满足无偿看护者的经济需求方面，新加坡管理大学社会学教授郑宝莲同意政府有必要提供支援，但不赞同把他们与一般低收入者进行区分。
因看护需求离职妇女 年收入平均减少63％
“好爸爸中心”首席执行长陈轰让认为，照顾家人是出于爱和关心，很难用经济价值来衡量，不过要是这名看护者无法获得其他家人支持，那社会应该向他们伸出援手，由政府助他们应付基本生活开销。
尚穆根：可通过某种形式肯定无偿看护者牺牲
对家人的付出能否以金钱衡量，内政部长兼律政部长尚穆根在妇女论坛上提到：“虽然不该用金钱贬低看护者的付出，不过可以思考的是如何通过某种经济形式肯定他们的牺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