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外，社区人员、社工、医院的工作人员等，也有更缜密的筛选工具，比如，更精准地察觉到孩童受伤部分的异常，及时发现可能存在被虐待的情况。学校方面也会向当局举报此类事件。
孩童的心理创伤并非一朝一夕的辅导就能解决，他们需要直面阴影，很艰难地从中走出来。
通过一站式多学科访谈模式（One-stop Multi-Disciplinary Interviewing model），社会及家庭发展部和内政部及竹脚妇幼医院等合作，让孩童在医院就能接受医生、警方及儿童保护服务处等案件介入人员的问话，在不必反复叙述的情况下，便能完成法医访谈和司法提审等程序，更大程度照顾到孩童的情绪。
之后，当受害孩童的情绪逐渐好转，儿童保护组员也会尊重他们的意愿，安排受害儿童与相关家人会面，以尽快回归正常的家庭生活。
洪彩芳说：“这是我们工作的挑战，要一层层剥开从诱骗建立起来的谎言，过程让受害者和家人都感到痛苦。针对一些心理创伤严重的孩童，我们会寻求专人辅导。”
麦锦鸿说，女孩之后也成为他中心的辅导员，在辅导别人的过程中，用自身经历去与其他受害者共鸣，一遍遍讲述和回想那些不堪回首的往事，终于渐渐走了出来。“她花了四年的时间，帮助别人的同时，也是自愈。”
洪彩芳是社会及家庭发展部旗下，儿童保护服务处的高级儿童保护组员。年纪轻轻的她入行已接近四年，处理孩童被虐待案件的经验十分丰富。
之前自认心理承受能力强大的洪彩芳，看到女孩那么懂事，还忍不住落泪。
学校应教导孩子简单性教育知识
爱心点灯
洪彩芳说，在未成年人遭遇性侵的案件中，许多加害者都是孩童身边亲近的人。这些孩童在遭遇侵犯时，多数被威胁或诱导，阻碍他们向别人求助。东窗事发后，他们的家长甚至一度无法相信孩子的说辞。
社会及家庭发展部设立儿童保护服务处，专门处理孩童被虐待问题。组员们通常会介入较为严重的家庭虐待个案，
若案件涉及刑事犯罪，也会与警察部队配合刑事调查。
麦锦鸿认为，随着人们接触互联网及媒体的方式变广，频率增加，想法也开始转变。
据社会及家庭发展部数据显示，2015年，儿童被虐事件共有551起，其中性虐待的数目为82起。相较于2014年，虐待事件总数的381起，和性虐待事件的56起而言，增加不少。到了2018年，儿童被虐事件更达到1163起的高峰，其中性虐待案件也有248起。
“比如，教育方面，要增强孩子的自我保护意识，学校的性教育课程，应在简单明白的前提下，让孩子了解自己的权益。”
社会上不乏帮助孩子的社区服务组织。创办人麦锦鸿（54岁）透露，他们的工作目的是帮助受害者走出阴霾，而不是抓坏人。所以，就连是否报警或曝光，都要以受害者的意愿为主要考量。在辅导过程中，他们也会在可能的情况下，建议受害人成为辅导员，通过帮助与之有相似经历的人，慢慢找回自信，从中治愈。
儿童保护组员通常会介入较为严重的家庭虐待问题，其中也包括对未成年人的性虐待。针对指控进行社会调查，也联系和评估哪些是值得信赖的成年人，为受害孩童提供保护。此外，若案件涉及刑事犯罪，一般也会与警察部队合作，配合刑事调查。
社会、教育和新闻等资讯可能会在不知不觉间，不断给心术不正的人暗示，让他们萌生也想要“试一试”的冲动。
“在辅导孩童的同时，我们也要和家长沟通。许多家长在事发后可能会埋怨孩子平时就品行不端，但这往往加重了他们的情绪压力，甚至将他们引向自杀之路。与其如此，不如说‘我陪你一起走出来’，效果远好于责备。”
“我认为，有这样想法的人也要寻求帮助，打消这种念头。”
“比如提醒他们不要说出去，不然家庭就会破裂，没有人会再爱他们。或者说，外人会认为他们是坏小孩，让孩童保守秘密，操控他们。”
洪彩芳目前手头上便正在接触和处理超过50个案件。她指出，儿童保护组员对家庭的介入，没有一个时间期限，进展快慢须个别看待。另外，她也认为，当局在预防和干预儿童虐待问题上，还可以做得更好。
“就像一杯咖啡，她喝着只觉得苦，已经没有了品尝回甘的能力。我先劝她接受自己，用让她参加一些活动，做一些有意义的事，来让她看到自己的能力和用处。”
遭遇性侵害的女孩在前来帮助她的大姐姐面前，那副成熟、替人着想的可怜样子，让洪彩芳（27岁）一想到都揪心。
从多方面着手 让孩子学会保护自己
麦锦鸿强调，辅导遭受侵犯的未成年人不是一朝一夕，见几次心理医生就能解决的。直面阴影，还要走出来的过程最为可怕，他们做的，便是陪着孩子一起走过这段艰苦的路，用自己的生命去见证和影响这些受害者。
麦锦鸿对当局发布的数据表示认可，他指出，仅去年，由他们接手的遭性侵未成年人数便较前年增加约10％。
自己也须定期接受督导
评估心理健康及保持客观
在辅导过程中与家长的沟通非常重要，因为很多家长在事发后对孩子的不信任与埋怨加重了他们的情绪压力。
她回忆说，女孩年纪虽小，却处处为别人着想，害怕妈妈因被信任的男人背叛而伤心，害怕自己让爸爸坐牢，因此不断压抑自己“不舒服”“不喜欢”的情绪，不去揭露成年人的过错。
谈到曾接触过的案件，洪彩芳说，性虐待加害者一般会对孩童进行长期的诱骗，从最初的送礼物，到碰手、拥抱，再到过分的亲吻、口交和性交，加害者往往会以较“好人”的形象，给孩童施加精神压力。
自2015年开始，未成年人遭性虐待事件显著增加，这可能跟公共教育有所提高有关。
麦锦鸿举例，曾有一名16岁的女孩因被友人欺骗而遭到轮奸，陷入无边的情绪黑洞。女孩认为自己不洁，不但仇视男性，更将自己锁起来，完全失去对生活的渴望。
所以陪伴受害者一起面对，效果远好于责备他们。
听到孩子叙述的时候，洪彩芳也会被他们的经历和情绪影响，她要定期接受上级督导，评估心理健康情况。当然，如果真的受不了，便会请假休息一段时间。
谈到虐待案件增加的原因，洪彩芳说，当局从2015年起，加强了对社会各方面，针对儿童虐待课题的公共教育，让他们能更敏感地察觉到孩童被虐待的情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