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他也说，不会因此怪以前的朋友。“我也学到很多东西，原来做人是这样的，不容易啊。”
个案3：一个月递80求职信无回应 前经纪不灰心也不瞒案底
伟哲目前也在修读Python编程与机械学习高级专业文凭课程，计划未来朝科技业发展。
前囚犯希望在疫情期间为社会尽一分力，出狱后递出的第一和唯一一份求职申请是担任冠病病毒拭子检测员。在狱中与各种人的接触也让他更了解其他人面对的挑战，启发他朝社工业发展，立志帮助更多人。
离开收容所后，早前就已加入街头党的他开始帮人非法収赌注和收账。因为有案在身，他有次为了躲避警方的路检，向警察动手。多条罪名加在一起，他最终被判入青年改造所。
做出这项决定后，文彬的家人出于关心一直问他要不要改变主意。爷爷奶奶要他别急着找工作，父母也觉得他可以先花些时间反思往后的路该怎么走。
但其实只要愿意沟通，一些上司不但不会投以“有色眼光”，甚至会帮他们兼顾家庭与事业。
此后，他因犯下不同的错进入男童和青年收容所，但他并没在收容所反省过错。他说：“在里面是越学越坏的……认识到的是更坏的孩子。”
阿强（化名，58岁）16岁时第一次接触海洛英是因为同个甘榜的朋友找他一起吸毒。他说，如果不吸，感觉好像不合群。他说：“上瘾后每天都要吸，每天有瘾……帮人家拿货带货，人家就让你吸。”
他说：“我本身没有受很高的教育，出狱后通常都是找以前的朋友……家人讲了很多次要我改，但我不会改，他们也辛苦。”
这样的信念也为文彬带来了就业机会。出狱几天后，他阅读新闻报道时得知政府在招人加入冠病病毒拭子检测团队。他觉得这是为社会做出贡献的一种方式，所以决定申请。
袭警、贩毒、非法放贷……江万里12年来进出监狱与改造所四次，错过了上学、交友这种他所形容的“普通年轻人过的生活”。
尽管工作有了着落，他未来也计划朝科技业发展，但过去的所作所为还是让他很后悔。
文彬坦言，对于释囚的新身份，他仍在调适中。如果没人问，他不会主动提起。
阿强说，他小学毕业后就没再升学，父母因工作忙碌无暇花太多时间管教他们十个兄弟姐妹，根本没发现他吸毒后的异状。
到了人生地不熟的环境，江万里和母亲原本亲密的关系也因生活起了变化出现问题。江万里变得无心向学，开始为了寻找刺激去偷窃。
黄丝带新加坡就业部职业辅导员曾励恩（32岁）至今协助过约400名前囚犯。
参与上述计划后，伟哲去年底在工业与服务合作社协会（Industrial and Services Co-operative Society，简称ISCOS）协助下找到目前的全职客服人员工作。ISCOS专为释囚提供就业、家庭等各方面的援助。
他们已在铁窗后为过错接受惩处，然而刑满出狱后，原本应该是人生翻新页，重新再来，但现实往往没有这么简单。
“我不懂别人是否知道我的事……有时看到一组人在说话时，会马上想他们是不是在议论我。我深深感受到这样的担忧与恐惧。”
最近一次入狱则是因为他几年前在朋友影响下开始吸食冰毒。他不但吸毒，后来甚至为了存钱回泰国定居选择贩毒，最终被捕。
就这样，江万里最美好的青春年华就在街头与铁窗后消磨殆尽，尝尽人情冷暖。
个案4：吸毒30多年险坠楼 在中途之家找到归属
阿强也说：“我活着是为自己，不是为别人……去教会，教友不会看轻我们这些前囚犯……我也对社会有信心，否则社会上也不会有这个黄丝带运动。”
他说：“我突然接触到新加坡‘不同’的一面，这些人面对很多挑战。我在念书时不管做什么，凡事只想到自己。但接触他们后，我突然发现我有了更大的人生目标，我可以帮助面对不同困难和挑战的人。”
有了失信案底，伟哲深知很难再重操旧业。虽然他入狱前做过招聘顾问，但他出狱后申请这类工作也未被录取。
他通常会为透过黄丝带新加坡找到工作的前囚犯提供各种援助。这包括协助解决他们在工作场所遇到的问题、帮助他们设下职业发展目标等。他会定期与前囚犯和他们的雇主接洽，协助他们维持就业。
问他这些年可否考虑过找份工作结婚生子，他说：“没有啦，很难，自卑。”但改过自新后，他与向来关心他的三姐关系更为亲近，姐姐也为他感到开心。
虽然社会大众已对前囚犯越来越包容，但还是有前囚犯会犹豫是否该告诉上司他面对的问题，觉得上司无法理解他的难处，更害怕上司会因为他有前科，所以才有那么多问题。
黄丝带辅导员：前囚犯只要愿意沟通 上司未必投“有色眼光”
在一次次跌跌撞撞后，他去年获能者快递（Ninja Van）录取，兼差当快递员。在勇敢坦承过去后，他也获起新—先锋创业计划（Startup SG Founder-Venture Building）录取为学员之一。
回看狱中生活，他接触到形形色色的囚犯，包括受过高等教育、没念过什么书、过去生活条件优越、弱势群体等。
个案1：12年来进出监狱改造所 28岁厨师盼回校园学编码
阿强自认最怕孤单，孤单时就会想碰毒，觉得可以“麻醉”自己，逃避现实。五六年前，他吸毒吸到神志不清时一度要从18楼往下跳，最后不知为何醒来时倒在四楼走廊。
幸运的是，江万里对烹饪颇有天分，过去当过厨房助手的他只要在旁观察厨师两周，几乎就能烹煮出一样的菜色。他在第二次出狱时就曾在一名牧师引介下，到顺发肉骨茶工作。
曾励恩认为，这份工作最棒之处，在于如何在协助前囚犯的过程中让他们看到自己过去都不晓得的潜质。例如：可长时间工作、可应对升任主管后的工作压力等。
本期《大特写》找来前囚犯和职业辅导员分享前囚犯的就业历程，也看他们如何在冠病疫情下找到自己的生存之道。
虽然有特许公认会计师公会的资格认证，但伟哲出狱一个月所寄出的求职信全都没回音。他心里大概知道与他的案底有关，而且疫情笼罩下，对想要求职的前囚犯无疑是雪上加霜。
江万里（28岁，厨师）的父亲是新加坡人，但他从小和母亲在泰国生活。10岁那年接到父亲过世的噩耗后，父亲的亲戚把他和母亲接来本地定居。
但当时，他业绩不理想，又无法接受一些保险经纪以“情感行销”说服顾客买保险的方式提高业绩。他说，有经纪甚至告诉顾客，如果无法成交，他就没法赚钱养活母亲。
谈及之前的失信案，伟哲说，他知道在担任保险公司财务顾问期间篡改投资报酬率资料去吸引顾客投资是错误的。
但文彬说：“出狱后，我一直想从事与社区和社会有关的工作。既然他们在招聘，我觉得我可透过这个比较没人愿意做的工作来为社会做出贡献。”
有的陌生人更抱着先入为主的心态。他说：“那天刚好有人来采访，我就帮忙团队搬摄影器材上车。我当时穿短裤，脚上有电子追踪器……有人上门吃饭看到我，就用‘这种眼神’看我。”
“我没机会过那种普通年轻人的生活。去读书、交友、上理工学院、上大学、周末或放学后出去玩，这些我都没机会尝试，我感觉错过了人生的一部分。”
30多年来吸毒贩毒进出监狱10次，吸到神志不清时还差点从18楼往下跳。在年过半百之际，阿强在刑期快结束前加入中途之家，开始在信仰中找到平静，期待自己情况稳定后，能到狱中传送福音帮助其他囚犯。
文彬（化名，20多岁）因刑事罪被判半年监禁，去年5月在政府还在实施病毒阻断措施期间出狱。
刑满后，他选择留在援手之家当维修工，目的是希望自己的情况更稳定，不要再和过去的朋友接触。
但他说：“在申请工作初期，我会向雇主坦白过去，因为我要让他们了解真实的情况。”
但文彬希望自己有朝一日可以欣然接受这个身份，与他人分享他的过去。他也不忘将工作当成学习机会。检测过程中如果有人向他倾诉生活中遇到的小问题，他也会鼓励他们，送上小小温暖。
他今年出狱后不想重蹈覆辙，选择回餐饮业打拼，也计划报读工艺教育学院课程。他希望日后有机会升上大学，掌握编码知识研发应用。
即将迈入耳顺之年，阿强决心痛改前非。前年4月，他到援手之家（The Helping Hand Halfway House）完成剩余刑期。在这个中途之家，他接触到宗教，从中找到归属与平静，也没再碰毒品。
伟哲去年出狱后一个月内递出80几份求职申请都石沉大海。前囚犯身份加上就业市场受疫情冲击让他的求职路难上加难。
伟哲（化名，34岁）因失信罪名被判处11个月监禁，去年中出狱后恰逢我国正经历冠病危机的艰难时刻，一些领域的就业市场大受冲击。
今年初出狱后，他选择向顺发肉骨茶创办人陈良辉求职。陈良辉受访时说，顺发肉骨茶今年迈入成立十周年，所聘用的前囚犯占旗下员工总数的35％至40％。“如果可以，我们就聘请他们，主要是要提供他们一个重返社会的平台。”
这份收入也让他得以应付去年结婚、装修组屋、缴付各种账单等开销。他计划继续这份工作，一直到当局无需聘用他为止。
19岁那年，他首次因贩毒被判入狱五年鞭刑五下。此后他大半生离不开毒品，更为此频繁进出监狱。
但江万里也不是完全没在求职时碰过钉子。过去填求职表时，他也遇过须在表格上坦承是否曾被判有罪。他当下感觉万般无奈，不知该不该认。“承认了，对方就没回应，好像没碰过坦白后有人回应的。”
在了解情况后，曾励恩前后几次与这名前囚犯和他的上司坐下来商谈，最终顺利找到让他可兼顾事业与家庭的安排。
不管是适应前囚犯的身份、接受有案底或许会影响求职机会还是面对陌生人不友善的目光，他们在重返社会的路上都充满了忐忑与期待。
曾励恩也说：“其实看看镜中的自己，大家根本分辨不出谁是前囚犯……这世界虽然不完美，但世界的一些观感已经历了巨大的改变，而这些改变是有利于前囚犯的。”
多年来，新加坡监狱署一直与各中途之家、工业与服务合作社协会等携手协助前囚犯重新融入社会。黄丝带新加坡目前也与约5900家企业合作，为前囚犯提供工作机会。
他说，未来如果求职申请表上须列出是否有案底，他会选择一开始就坦白。当然，他听过不少释囚出狱后找不到工作的问题。但他说，虽经历过相同的挣扎，但他现在跟别人提起过去时，感觉这些往事已更能让人接纳。
去年6月开工至今，文彬每月赚取3800元。雇佣合约每三个月更新一次，视情况而定。文彬一般会到客工宿舍、检测中心等进行病毒检测。
个案2：疫情间想为社会尽力 出狱后申请当拭子检测员
伟哲透露，母亲从小对他十分严厉，就算考到99.5分，母亲还是会向他问责。长期下来，伟哲就选择努力当不让父母失望的好孩子，但没想到最终在害怕辜负身边人期许的情况下酿成错误。
曾励恩举例，一名前囚犯有时会犹豫是否该告诉主管他想抽点时间在父母生病时照顾他们，觉得上司会无法体谅或担心上司认为因为他有前科所以要处理的问题特别多。
伟哲透露，之前就是因为在其他企业当审计师和会计师时做得不愉快，才决定在另一名财务顾问介绍下转行卖保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