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师可不是那类整天把爱心、恩情挂在嘴上的人；他的作风总带有点“侠义情”和“江湖味”。比方说：在测验之前，他先礼后兵，警告大家要光明磊落，不要干偷鸡摸狗的勾当；然后他戴上墨镜，拿了一本《春秋》杂志，搬了一张椅子，到课室的后方监考。想起来也真莫名其妙，为什么监考也要戴上太阳眼镜？

老师也喜欢朗读，有时心血来潮，他自己会把整个课文朗读一番。不过，也许跟出生、成长环境有关，他的华语广东口音奇重；我们虽然顽劣难驯，也不敢公开拿他的腔调来“搞怪”，这多少出自敬畏的心理。

他担任班主任的那一年，规定我们必须每个星期写一篇周记。换句话说，他每周必须多批改接近40篇小文章，这点对害怕麻烦的老师是不想额外干的。

记得其中一次，我们和他的小儿子三人，划着老师家中的小舢舨，在海面上游荡。突然发觉老师一边奋力游向小舢舨，一边高喊：“坐下！不要站起来！”然后他把船拖回沙滩，并且把我们教训了一顿：站立可能使小船失去平衡而翻覆，后果不堪设想。从此，他不再让我们划他的船了。

是本地著名篮球教练

老师离世时90岁（1927-2017）。推算起来，在他童年时期，中国发生近代史上第一次内战（1927-1937），少年时代则爆发了中日战争（1937-1945）和第二次世界大战（1939-1945），他的出生地广州更在1938年被日本攻占。这样的阅历教起历史来自然会连带说些所见所闻，甚至属于自己的故事；但是，老师很少提及自己的身世，也许觉得这班十三四岁的黄毛小子能懂多少？

从早报副刊《现在·四方八面》版的一篇小品，知道1950年代亚洲篮球神射手余铁军逝世的消息，心里有说不出的难过，几天来脑海中不时浮现点点滴滴的往事。

还有，有时刮起大风，他会像个大孩子一样，在学校的操场上放起风筝；那风筝很大，必须出动他自己的收放器械才能把风筝带上高空，然后傲视着周边的小风筝，自由地翱翔着……

老师教过我们华文，也教过历史，而且是班主任（1960年代称为“级任老师”）。当年我们建校不久，班级少，教师不多——连校舍也是向一所小学借用的；这样的师生关系可不是说断就断、说忘就忘的。

移民前曾向冼良学厨艺

（作者为退休编辑）

也许是孺子可教，老师私下也借书给我读，而且还要我写读后感。记得他第一次借我看的书，是台湾学者李敖的《传统下的独白》。就在这种潜移默化下，我培养起涂涂写写的习惯，长大后才“有胆”跨入新闻界。

老师说，自己在创业初期，每天工作16个小时，回到住家后连口袋中的每天收入都没有功夫点算，就倒在床上呼呼大睡！

在多次叙旧会上，老师透露了他移民美国的动机。当时新加坡同中国还没有建交，他无法接母亲过来同住，到美国就没有这样的问题。

老师不一般的人生是在“不平凡”的时代走过来的。从球星、教员、厨师，到下海当餐馆老板，老师以90个岁月，走完一生。

老师的华文课对我们的感化最深，他毕业自中国中山大学，古文根底深厚，而且写得一手好字。有时，他借用黑板，顺手“秀”一下书法，让我们大开眼界，我自己则私底下“偷师”，在纸上模仿他的笔法。

根据老师自己的陈述，他在年轻时经常在县级田径运动会上得奖，晚年又迷上羽毛球，而且夺得世界华人羽毛球赛的宿将项目奖项，可见老师对体育的爱好是多元化的，称得上是有“球”无类。

文章的作者称他为“老铁”，这是老友、知交、球友对他的昵称。对我们来说，他是我们的“老师”，这个称呼我们叫了几十年，因为他曾经是我们的中学老师。

那时已经是夜晚时分，老师坚持和我聚一聚，我只报上酒店的名字，地址也没给，他就找上酒店，开车把我接到他的餐馆，请我吃了几道招牌菜，然后把我送回酒店。两天后他又应我的要求，把录下的几家电视台的新闻节目，送到酒店给我，然后跟我道别。

另一个画面是球员动粗，甚至发生殴斗时，老师喝令自己的队员并排坐在自己跟前，不许任何人离开；队员虽然怒气冲冲，但还是被老师镇住，顺从地等候主办者处理。

很少提起身世

在新加坡期间，老师育有一男一女，住家面向加东海边，他曾在家中为我们办了两三次野餐会。师母是个典型的贤妻良母，她忙进忙出，为我们准备野餐食物；女儿的年龄跟我们差不多；儿子则比我们小几岁，调皮好动，而且长相十足像老师本人。

小舢舨命名“长风”，这两个字就写在船头，有一年的春节，我给老师寄去贺年片，里头有两句属于我的“绝句”：“愿再乘‘长风’，破骇浪，捞回‘眼镜’”，因为那次划船，我的眼镜掉入海中，一“掉”不回。

写得一手好字

每当批改作文碰到好文章的时候，老师就会兴致勃勃地拿到课堂上朗读。我的一篇自由题作文《论曹操》就曾经在班上宣读，这篇文章过后被我珍藏了好多年！

可是，当时在我们这个狂野不羁的圈子里，我们私底下称他为“老余”——也许这样才够洒脱！还好，老余这个称呼属于中性，没有贬义，最多也只是“没大没小”罢了。

我在1994年被派到洛杉矶参观电视制作展，展览完毕之后，我给老师打个电话问好，再次领受了老师的豪迈个性。

看球的日子有两个画面一直无法抹去。一个是在老师当上新加坡国家篮球队教练的时候，一群高头大马的球员列队站在个子不高老师面前，服服帖帖地随着他手的口令：“立正、向左看、向前看……”

老师全家在1971年移民美国，不过他曾经多次回来新加坡，并且出席了校友会为他专设的聚会。

移民之前，他曾经在放学之后，向新加坡名厨冼良学习厨艺；移民后的头三年，他只是当个厨手，厨艺到家之后，才先后在拉斯维加斯和洛杉矶开设华人餐馆。

从球星、教员、厨师，到下海当餐馆老板，余铁军老师以90高龄走完一生，而他的不一般人生是在“不平凡”的时代走过来的。

我想，当教师的通常对学生的名字，记性都特别好。我第一次在聚会上见到久别的老师时，他在我上前跟他握手的时候，马上叫出我的名字。

老师在课余时间也很少提起他在亚洲篮球坛上的“光荣史”，更没有教过我们篮球。课余他的确跟我们玩过球，但那球是足球，不是篮球。给我上体育课的不是他，可是他却招兵买马，叫我们参加他义务开办的垫上运动班。

中学时代，我们知道老师是本地著名的篮球教练，无形中我们除了爱玩篮球，也常给老师教的球队捧场打气。当年的篮球总会杯决赛，我们几乎都到场给老师打气，因为他调教的实乞纳队总是跟同敬队争夺冠军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