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村事件受害者
自1951年以后，英国殖民政府在马来半岛一共辟建了450个新村，冰谷在《铁刺篱内》一文里追忆当年无数华人携家带眷，被迫迁入新村的情形：“当年家家扶老携幼翻山越岭，用两肩双手搬运家具或以脚踏车推动，那种百般无奈、求救无门的苦悲，今天依然牢牢地触动我尘封的记忆，成为我童年一段永不泯灭的历史。”冰谷称新村为集中营，理由不难理解，因为居民“出入限时，男女搜身，出门工作只允携带个人午餐与开水”。换言之，新村的居民失去人身自由，行动受到极度的限制，无异于陷入半囚禁状态，称新村为集中营实不为过。冰谷这样描述在新村内近乎囚犯的生活：“我们被困在恐怖的铁刺网内，早上刺网栅门打开，大家争先恐后拥出去，下午回来铁栅锁上，几百户人家只能在铁刺网内活动。”他进一步指出：“我们的窝居就被锁在一片四方土地。全村只有一个栅门开向马路，日夜由军警驻守，村民限时出入，作息不得自由，形如囚犯。”
在冰谷的童年回忆中，马共的直接效应主要是华人新村事件，他的童年就无可避免受到这个事件的影响。1948年英国殖民政府颁布紧急状态，1951年10月7日钦差大臣亨利葛尼（Henry Gerney）遭到狙击身亡，英国人因剿共无功而归罪于华人，于是决定切断华人与马共的关系，防堵华人对马共主动或被动的援助， 因此才有华人新村的设置。新村是马来亚历史特定时期的产物，华人受到极大的冲击。
《岁月如歌》里有若干篇章牵扯到马来亚共产党，陈大为认为“冰谷对马共的叙述完全限制在亲身经历范围内，没有据此进行传奇性扩张”，这也是实话。日本于1945年8月15日无条件投降，太平洋战争结束，英国殖民主于9月3日重返马来半岛，马共选择继续其反帝反殖的武装斗争，一些橡胶园的英籍经理因担心马共制裁，心生畏惧而纷纷离去，有的橡胶园就交由华人“管迪力”（contractor）管理，马共则迁怒于这些为殖民主服务的华人，甚至施以暴力惩罚。《岁月如歌》里有一篇《恐怖的枪杀事件》，叙述的正是冰谷大约七岁那年亲历的血腥事件。有一天晌午，冰谷与母亲收完胶液，来到秤胶棚准备称重，正当母子坐在棚外的土墩休息时，事情发生了：
华人移民史上一次大迁徙
冰谷与其家人的遭遇看似个案，却也是紧急状态下新村居民普遍生活的缩影。冰谷这些散文告诉我们，个人的生命在历史的大洪流中只能顺势浮沉，就像他们一家，在逼仄的时代窘境中存活下去，虽然卑微，但也是个庄严的问题。新村这个梦魇留给他——以及那个世代许多华人——的恐怕正是这种关乎存在的根本问题。梦魇不是感受或者想象而已，在《夜半敲门声》一文里，梦魇是实质存在的，存在于新村形同监狱的肃杀氛围里。在冰谷的记忆中，新村警卫森严，滴水不漏，主要为了吓阻马共的可能活动：“新村西边沿着铁蒺藜建有好几个瞭望台，日夜由警卫轮流驻守，因为那边属黑区。我有几个同学住在那区，我看过高台上的警卫，荷枪实弹，眼睛死死地盯着远处苍郁的山岭，仿佛要望穿整座森林的秘密。”
……突然有三个穿绿色军服的陌生汉，神色匆匆地撞进来，惊动了所有正在繁忙的众人；“管迪力”一见被吓得脸青额白，立刻抛下一切，拔腿飞奔，往胶林斜坡的方向逃命，陌生汉默不出声一起追过去，“管迪力”逃不到百步忽然传来“呯呯呯”三响枪声。然后一切回归静寂。
陈大为在题为《回甘》的序文中以“苦难”一辞统摄《岁月如歌》全书题旨，应可视为定论。不过他也发现，“冰谷的童年记忆中饱含着一份超越物质的幸福。在这么多年后蓦然回首，以细腻、轻快的笔触去书写孩童岁月，那远去的苦难已转化成珍贵的生命内容。此刻下笔成文，虽有八分艰苦，仍带两分甘甜”。这其实也是冰谷众多自叙性散文之所以令人省思的地方。
冰谷除了叙写母亲离开前他如何恳求搬去江沙同住的经过，同时也回忆他与父亲同住那段时间的生活点滴。到了星期天一大早，父亲又如何骑着脚踏车，载他到旧家亚答屋与在附近割胶的母亲和姐姐等人会面。文中有一段朱自清《背影》式的文字，冰谷描述其父亲辛苦骑车的情形，读来令人动容：“那时父亲已年过60，我坐在他背后，发现他的背微微佝偻。他踏脚车的速度不快，上斜坡的时候倍感吃力。马路上来往的车辆不断，尤其重型的罗厘带着一阵疾风卷过，整辆脚车都会摆荡，父亲闪避往往把脚车踏在路旁的草坡上。”
我曾提到，冰谷的散文自叙性强，主要因为他的作品多半源于自己的生命历程与生活经验。2011年冰谷出版其回忆散文集《岁月如歌——我的童年》，书分三辑，收入自传散文50篇，顾名思义，这些散文处理的正是他的童年往事，不论追念父母亲情，或者记述胶工的贫困，求学的艰辛，新村的恶梦，正如冰谷在《翻阅童年——自序》中说的，这些往事“都是堪足回味的，值得我再三思索……让除了我自己，别人也能或多或少体悟那个时代的历史变迁，和乡野村民的求生挣扎景观”。因此在冰谷的构思中，这些自传散文既是个人的，也是集体的；既是家族的，也是时代的，除了记录其个人与家人的生命经历之外，也见证马来亚独立前——距马来西亚这个国家的成立还很遥远——某一段重要的历史时刻，这也正是《岁月如歌》一书的历史意义。
《铁刺篱内》一文对新村的地理环境与空间分布也有相当细致的素描，事隔50余年，冰谷记忆中的画面仍然非常清晰，可见新村在他幼小心灵留下的创伤让他无时或忘：
冰谷一家是新村事件的受害者。1951年8月，他们被迫离开住了两年的新建亚答屋，搬到距皇城江沙五英里外设于瑶伦（Jerlun）的一个新村。半个世纪后冰谷回忆当年情景，心中依然颇多感慨与不平：“旧巢虽然简陋，却为我们遮风避雨长达两年，我在亚答屋檐的油灯下开卷，读书习字，一家人挤在有限的空间里，其乐也融融。而今因世局动荡，无奈被迫离去，心中不禁涌起无限依恋。”更重要的是，搬到新村之后，割胶与上学都不方便，基本生活大受影响。最后为了便于赶早到胶林工作，冰谷的母亲还得带着女儿与侄子在小城赁屋居住，冰谷则留在新村陪伴父亲，一家人竟因为这个严酷的政策而分居两地。
无传奇性扩张叙述马共
进了栅门，一条笔直的马路把新村切成两半，右旁为村长官府，接着是启智小学（后改为瑶伦国民型华文小学）。马路右边不远处有间小巴刹，近村尾横出一条马路，与栅门的马路衔接成T字体。从我家走路上学，不过百步之遥，不到十分钟。
英殖民政府为剿共肃清
在冰谷的构思中，这些自传散文既是个人的，也是集体的；既是家族的，也是时代的，除了记录个人与家人的生命经历之外，也见证马来亚独立前——距马来西亚这个国家的成立还很遥远——某一段重要的历史时刻，这也正是《岁月如歌》一书的历史意义。
冰谷在《动荡的岁月》一文中简要说明设置新村的背景：在亨利葛尼被杀后，其继任者决意实施铁腕政策，要把“散居在胶林、矿场与农耕的华裔进一步严管，作一轮惊天动地的逼迁，拆家毁业，全部被迁进铁刺篱围绕的新村里。对于华人，这风厉雷动的大行动，要比紧急状态法令更坏的消息”。这是紧急状态下一次华人的大迁徙，对华人社会影响至钜。这与珍珠港事件后美国政府将日裔美国人隔离拘留（internment） 如出一辙，当时约11万日裔美国人也是弃家毁业，被强制搬迁到分置于美国中部与西部的十来个拘留营，生活与工作受到严格管制。这些拘留营在战后逐一废除，大部分日裔美国人才有机会重返其原先家园。这是美国人权历史上极不光采的一页，1988年美国国会还因此正式向日裔美国人表达歉意，并赔偿被拘留者每人两万美金。
事出突然，“像一阵海啸卷上堤岸”，大家一时惊慌失措。冰谷则躲在母亲臂膀颤栗不已。“这一刻，整片胶林陷入从未有过的死寂，连平日爱在枝头上喧闹的鸟儿也噤若寒蝉”。对冰谷而言，半个多世纪之后，这个宛似小说情节的枪杀事件依然历历在目。他在回忆中提到当年某些乡民对马共的印象，显然负面居多，他们甚至以“山老鼠”称呼马共。“因为当时游击队经常从山林出来骚扰乡民，马共已是人人心目中的恐怖分子，自然变为禁忌。”读过马共总书记陈平回忆录《我方的历史》的人都知道，类似的枪杀事件在马共的斗争史中并不少见，不过冰谷下笔相当自制，并未通过回忆过度宣染这起事件。他们园丘的“管迪力”不幸在数日后在医院逝世。
我不清楚新村屋地是如何分配的。英政府发派的近铁刺网门牌编号，如硬要挤出一丁点优势的话，第一是地势平荡，第二靠近马路和栅门。我到过丘陵起伏的村尾，屋前或屋后须锄造泥级，出入极为不便。住下来我又发现，霹雳河乡下的村友，相隔一两里路的“远邻”，在新村都变成了左邻右舍，呼唤相闻了。
冰谷新村的家靠近栅门，因此他对栅门附近的活动一目了然。先是他的母亲、姐姐及堂哥早起赴胶林割胶交通顿成问题。第一天清晨五点半到栅门等候，没想到却无法挤上巴士。第二天三人起得更早，在《栅门前的人潮》一文中冰谷这样回忆：“我听说清晨的栅门人潮如墟，也跟着去凑热闹。才五时许，栅门前面已挤得水泄不通，有提桶挑箩的，有推脚踏车的，大家都往前挤，希望争到有利的位置，取得先机，第一个跨出栅口。”这个末世景象仿如逃难，人们无非为了挤上栅门外停在马路上的两辆巴士。这一天，冰谷年轻力壮的堂哥挤上了车子，母亲和姐姐却摸不到车门，当然搭不上车，因此才有后来母亲决定带着姐姐、妹妹与堂哥在小城江沙租屋居住的安排，无非就是为了方便赶早到胶园劳动。《一分为二的家》一文记述的就是这件事。
除了《动荡的岁月》，《岁月如歌》里还有《铁刺篱内》《栅门前的人潮〉《一分为二的家》《夜半敲门声》《趴地看电影》《铁蒺藜外的蓝天》等文，让我们一窥新村的内部状况与居民的日常生活。
肃清无疑是新村岁月令人惧怖的插曲。在新著《斑鸠斑鸠咕噜噜》中另有长文《篱笆和历史的纠缠》，冰谷再次回忆他的新村岁月。按他的叙述，他只在新村待了两年，之后就与父亲搬去江沙与母亲同住。只是在冰谷的记忆中，新村始终是个“含蕴着无限血泪的名词”，更是殖民强权暴力压迫下的产物。他说：“英殖民政府利用征用法令，把一片翳翳广袤原是生产胶乳的橡胶林毁尸灭迹，伐木推土后，将手握锄头家徒四壁的农民迫迁，有的是来自附近的秾稼，而手握胶刀的我们翻山越岭，从霹雳河岸跋涉十余里乖乖上路，忍着泪水融入新村这个大熔炉，接受命运的冲击和考验。”我将新村事件视为华人移民史上的一次大迁徙，正是出于这样的认知。冰谷有关新村生活的系列散文正好为这次大迁徙留下文学的见证。
一分为二的家
居民失去人身自由
这篇散文提到恐怖的肃清这件事。在华人的历史记忆中，肃清并非新鲜事物。在日据马来半岛三年八个月中，日本皇军就有过针对抗日分子进行肃清的恐怖事件。英国殖民政府为了剿共，以肃清的手段对付亲共人士也是时有所闻。冰谷的新村也曾因村长被杀而进行肃清。一天夜里冰谷父子被粗暴的叫门声吵醒，持枪的警卫要他们立刻到学校集合，说是为了肃清。匆忙慌乱中他们来到学校，一路人影杂沓，都是睡眼惺忪中被迫面对肃清的村民。冰谷回忆说：“这是搬进新村以后不久发生的恐怖事件，听说肃清之后有很多村民被召去问话，其中有几名嫌疑分子还遭江沙警局扣押。”而且为了采取防范措施，新村的篱笆还被“改为双重铁蒺藜，中间安置电缆，将整个村子围绕在电流的网络中，栅门成为唯一的安全出口”。这是肃清的后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