贝达抱起孩子跑回家，把流到脸上的血清洗干净。那天晚上，哈亚蒂听到父母的谈话。“哥！虽然我不给亚蒂去咖啡店，她找别地方去。唉！我早就想到会发生这种不幸的事！”贝达后悔。
“还有，亚蒂以为买电视机不必钱吗？电视机不便宜，最小的也要350元。爸只是个邮差，要蓄钱才能买。即使是这样，也不能担保一定会买。”哈亚蒂的父亲表明。
邻居们都称苏莱曼伯伯为警伯莱曼。他还没回到家，邻居们已经听到他高又重的靴子重重地踏在楼面的声音。跟哈亚蒂隔邻的莱曼伯伯从不搭电梯，他每天爬四层楼梯回家，他要经过四家人的门囗才到自己的家。
“好像是在过新年。妈。”贝达拉上哈亚蒂衣服背后的拉链时，哈亚蒂说。
“是的，莱曼伯，贝达知道了。英冬姐告诉我们的。下午贝达会带孩子们去看。”哈亚蒂的母亲回。
译自50年代作家行列出版的2016年文集《蜜糖湖中苦胆汁》，莱拉·苏丽（Leyla Shuri）为马来资深作家。
“那么，为什么他会流血？”贝达一面喊一面整理孩子的头发。
贝达的丈夫没出声，想了很久，望着睡熟的孩子额上的伤口贴着药布。
“看样子哥没看到。咖啡店不只是卖咖啡，还卖啤酒、烈酒、黑啤酒和不知道是其他什么强烈的饮品，常常在下午就有人喝醉酒，我怕他们打起架来，连孩子的头都被打破！”贝达很生丈夫的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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贝达的丈夫没出声，想了很久。望着睡熟的孩子额上的伤口粘着药布。“哥已经到电器店里看过，也计算了钱。虽然哥已蓄了钱，但还不够，还要多一点。”贝达的丈夫道出他的计划。
“哎！你实在的！还没有开始呢！头家说，多五分钟六点，他就会扭开电视机。”莱曼伯说。
唱完国歌后，文化部长拉惹勒南出现在银幕上，他发表历史性的讲话：“今晚象征着我们生活中的文化和社会的革命开始。”
纪录片播完就放演卡通片。哈亚蒂和其他儿童还是第一次看到卡通片，哈亚蒂的弟弟很高兴，挣扎着要从母亲的怀抱中下来。
“那有什么困难？我们不是有莱曼警伯住在我们隔壁吗？哈亚蒂的父亲开玩笑说。
“啊！爸！考试要到年底，要等很久呀！”亚蒂叹息。
自从4月2日元首尤索夫依萨宣布电视启播之后，播映时间从每天4个钟头增加到6个钟头。因此，住在峇南路33座拥有电视的住户也增加了。每当有住户买新电视，住在峇南路33座的住户很快就把消息传出去，成年人的谈话也围绕着什么价钱，是用现款买还是分期付款。
哈亚蒂和她周围的其他观众一样，不明白他在讲些什么。尽管如此，她却听到有人在发牢骚：
正在门口晒衣的英冬姐说：“我也要去，我今天只工作半天，想看看到底电视是什么东西？”
“我要看别的故事！不只是讲话而已！”
“大概是亚蒂和朋友们看的时候吵到人家。”她父亲答。
“如有机会，等下我也要去。”莱曼伯应。
“要是亚蒂也要爸买电视，爸就要看到考试的成绩表全是蓝色的墨水。假如全部分数都蓝色，爸才会买。”她父亲提出条件。
“哥！你好像不了解情况，难道我们让孩子们每天都去那咖啡店？”吃完晚餐后，贝达在收拾席上的食物时说。
哈亚蒂没回答，她认真思考。
天越来越黑，在第二部卡通片放演后，哈亚蒂的母亲带他们回家。
那天晚上，哈亚蒂听到父母的谈话。“哥！虽然我不给亚蒂去咖啡店，她找别地方去。唉！我早就想到会发生这种不幸的事！”贝达后悔。
在等得不耐烦的噪音中，突然听到莱曼伯在叫她们：“英冬姐，贝达！过来这里！”
“现在电视一天只播一小时，只播一下子而已，刚刚播完了！”头家解释。
“不是亚蒂！是那个小的！” 英冬姐说。
正在洗衣的贝达忽忙跟着英冬姐赶去。“流血！英冬姐？谁打亚蒂？”
“不必买，可以那咖啡店看。”她父亲迟迟才答。
一到三楼，就看到邻居们集合在一家人门前，贝达挤进人群中，看到她小的孩子满头是血，贝达搂住孩子大声喊：“是谁打我的孩子？”
“爸！买电视啦！”回到家，哈亚蒂劝说她爸爸。
哈亚蒂和母亲点头微笑，英冬姐乘机说：“ 噢！电视机原来就是这样，我还以为只是一张白布而已。影子在哪里？黑漆漆的！”
“声音不大，断断续续！听不到啦！”
“爸，住在莱曼警伯隔壁的华人刚买了电视。但那家人把窗关起来，我们从外面看不到，爸！”哈亚蒂又在争取她父亲。
“不必的，哥！莱曼警伯隔壁的那个太太说可以分期付款。”贝达暗示。
哈亚蒂的母亲拉着她的手，抱着她的弟弟，慌慌张张在人群中穿过去。来到莱曼伯的桌子旁边的空地，哈亚蒂看到莱曼伯的方桌，已被他的家族成员占满。
下午6时正，电视机银幕上出现新加坡国旗，片刻之后，响起国歌Majulah Singapura，升起来的国旗没有颜色。
“是的！很多人都会来看电视，好在咖啡店前面有空地。”哈亚蒂的母亲说。
“妈！为什么国旗没有颜色？”哈亚蒂说。
哈亚蒂家的大门白天都开着，莱曼伯伯经过他家时说：“啊！贝达！今天下午新加坡电视台将开始电视广播。对面咖啡店装上电视机，我刚才经过那里。咖啡店的头家说，开放大厅给大家。”
“泠静点，贝达！没有人打你的孩子。”屋子主人说。
那天过后，贝达常常带孩子们去咖啡店，但是咖啡店头家并没有开电视。
“为什么影子好像很远！”
“很想看电视的话，每天下午可以带孩子一起去看。”贝达的丈夫挖苦。
“啊！英冬姐，贝达和孩子们，就站在墙边吧！这里可以看得更清楚。看！电视机就在那边，他们放在高高的架上。看到吗？”莱曼伯说。
“贝达，你孩子的头在流血！快点下去三楼！”英冬姐在贝达家门前喊。
到咖啡店前面时，已经有很多人集合在那里。店里一部分摆有椅子和桌子，这里是特别给顾客坐的，坐的人要买食品或饮料。
“亚蒂，我们不要再去那家咖啡店，去也看不到电视。下次，妈带你到我们组屋后面的河边散步。我们去找爆开了的果子。那天妈妈经过那里，看到很多果子已经成熟发黄。一定很甜。”贝达劝哈亚蒂。
“哥是要让我们的孩子在人家的门前偷看！”贝达接下去说。
“你孩子的头撞到玻璃窗，她姐姐虽抱着他，小弟弟在靠窗前转来转去，就撞到玻璃边。我已经检查过，孩子的额头有一条长的伤痕。”屋子主人说。
“爸！刚才我看到弟弟看卡通片时拍着手，弟弟喜欢看卡通片。爸！买电视机啦。”哈亚蒂说服父亲。
“贝达，难道你不知道哥不喜欢分期付款买东西吗？最后我们要付多两倍的钱，因为只算利息就要原价的一半，那样我们很吃亏。我们先蓄钱，足够的时候我们才买！”贝达的丈夫反驳。
“我们早一点去，可以在前面看。”英冬姐急促地走着说。
“电视怎会有彩色！所有的电视都是黑白的。”莱曼伯答。
那天下午，母亲为七岁大的哈亚蒂和两岁大的弟弟洗澡后，穿上“新年”的衣服。
几星期后，哈亚蒂每天和弟弟在邻居们的门口徘徊。如果邻居的门关着，她常常抱着弟弟，站到开着窗囗的邻居门外看电视。有时候，她抱着弟弟站在邻居的门前很久很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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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跟你讲话没用！”贝达结束谈话。
那不幸的事件发生后几天，住在峇南路33座的住户大事传播，哈亚蒂家已买了一部Setron牌电视。
“大概刚刚开始是这样啦！”她母亲眼不离开电视银幕应。
“你实在的，贝达！像孩子一样！我们要先蓄钱。”贝达的丈夫越来越不喜欢贝达的态度。
下午5点30分，哈亚蒂的母亲带着她和弟弟下楼去，英冬姐走在她们前面。
部长讲完话后，电视播出一段15分钟的纪录片，题目是TV Looks at Singapore。 纪录片是英语播出，很多人发牢骚，因为听不懂讲什么。虽然这样，他们还是继续看下去。
“我们什么时候买电视？爸。”哈亚蒂追问。
“哥！贝达知道哥不喜欢分期付款，要是哥有意要买，哪！这些手环和金链就拿去吧！将来什么时候有钱，我们可以赎回。”贝达提出她的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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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迟一点吧！那不是重要东西。”她父亲说。
哈亚蒂的母亲和英冬姐立直脚尖，从站在前面的人头间寻找空位。哈亚蒂和弟弟在后面等着，什么都看不到。
当头家爬上椅子扭开电视时，可以听到人们的欢呼声，他们高兴地拍着掌。
1963年2月15日。
自从那天起，哈亚蒂就没听她母亲再提起买电视事，可能哈亚蒂的母亲知道她父亲的感受。但在哈亚蒂，这一切是她不能理解的成年人的事，她只希望家里有电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