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在的影响当然也有，比如新的汉语、台语、粤语的词汇出现在作品里，这是因为你对一个国家和地方真正的关注和关心。

再站在跨文化立场，我觉得马来班顿“Di Tanjong Katong”与《诗经·蒹葭》（在水一方）很像，包括呈现的内容，结构和思维方式，你看这些都和多语多元语境的回应有关。

这甚至可以延伸到新加坡的文坛，比较严厉和称职的阅读鉴赏品味，其实一直没有建立起来。

外界闷不闷，有没有直接可用的故事，对我影响较小。我写小说是先构思一个架构、故事，再注入较真实的内容，一般不会挖一个故事来写，或特定去谈一个课题。

周：外面闷，自己不闷就好。

陈：什么环境都会刺激。因为其他语文我写得不好，即便在英国，你会把它转换成华文，那个转换很有趣。我的《习之微刻书》书名就是翻译。英文对我是学术语言，创作心灵的基本是华文的。谈恋爱一定要用华语。

新加坡“极度安全又沉闷”

外来的冲击

柯：我忍不住了。新加坡安全又沉闷，不知传播了多少年的世界性刻板印象，她竟然用这个刻板印象作为方式来叙述，我非常惊讶。可见这位作家对新加坡的细节，还没有体味到，还没接触到。我建议任何人如果认为，新加坡是“极度安全又沉闷”，应该去看《新明日报》和《联合晚报》。那个世界会把你的眼睛打开。《联合早报》是一个新加坡，《新明》《晚报》又是另一个新加坡。新加坡是各种各样的区隔开来的世界所组成的。

柯：这是很大的课题。中国的变化很惊人，具震撼性。世界各地都在变化，最近我们可能比较关注的是马来西亚的变化。

外在纵使安逸如常，或许可以把内心弄得混乱一点。

柯思仁（以下简称“柯”）：去年我编《文艺城》文选。这个经验蛮有趣的，看一整年的《文艺城》，每周两大版，一年下来有100多版。每篇我都细读，就能体会到好的作品好在哪里，就能看到特色，精彩的地方，打动我的地方。三位的作品也入选今年的选集里。

作品用技巧，用得好会抓人，但不一定要明显或外露的技巧，去技巧的作品也可以直接打动你。

——编者

周德成（以下简称“周”）：我现在会写一些现实，或包含一些社会议题的作品。一开始我倾向写自己内在的东西，因为觉得那比较深刻，也因为要避免写一些太有时效性的东西。

陈：对于写作，我更关注、内视的是，自己对中台的态度。例如以前郎平赢下世界冠军，我会在读报时激动落泪，后来去中国才发现有落差，如今中国的人文环境又在改善，这内在情感又改变了。

黄：新加坡作为一个沉闷的城市，过去也常有“水清无鱼”的疑惑。看起来像是一个无法改变的环境限制，先天的因素虽然多少会有困扰，但却不可以成为借口。这跟先前禁忌的问题有点相似，一个写作人如果觉得处处受限而无从突破，通常就是一种借口。

问：中国大陆、台湾发生很多变化，资讯让我们接触外面的世界，这是不是对你们有新的冲击。作为新加坡写作人，你如何接受这个冲击。

我也去了台湾，最近一次到台南，和较熟悉的台北比较，还有东部的原住民，觉得他们这些群体还不太一样。

有个学生告诉我，以前不敢跟我讲，他不喜欢我以前花招、技巧很多的作品，打动不了他，但最近的作品他开始喜欢。这就是不同阶段对“好”的不同追求吧，也反映我审美的进化。我很感谢他告诉我（批评总比冷漠好啊）。

其实我们比较偏向华文思考和写作的环境。生长在新加坡多语言的情况，有利与弊。我们刚开始写作时，会受到比较前卫、目眩神迷的作品号召，自然往那个方向模仿学习，就会有一点相近的气息；像我就从后现代，到了所谓的“乡土”。

黄：作为人，我会关心，我也会关怀，作为作家也一样。但是，我很宅。

周：希尼尔可能想让更多有本地色彩的作品入选，强调某种历史的厚度。

在多语的空间里，加上自己曾跨境，我觉得我们有点像徐志摩和胡适刚从英美毕业回来，会开始思考文学有什么新的可能。

问：你们在这么多个国家和城市生活过，哪一个地方刺激或回应你们用华语写作？写作时又碰到什么样的禁忌？

陈：每个人对好的定义都不一样，简单的说，就是打动你的。

什么是好作品

周：除了中、英文，我会好几种华族方言。当你进入一个多元的语言的语境，就有可能把不同文化和语言收拢，综合起来成为自己的风格。现在我有时也做一些中、英、马来，甚至是孟加拉文的诗歌翻译，可能不知觉地开拓我写诗语言和思维的可能性。例如陈黎、北岛和徐志摩写诗，都曾明显受益于他们翻译外文诗的经验。

黄凯德（以下简称“黄”）：我几乎都在课堂环境里头。我跟同学一起写，我们之间有权力的不对等，我讲解的时候，大家都会点头认同，我就活在这种自我感觉良好的气氛里。不过，这些可能都是虚幻，因为同学们的审美和看法就算不是片面的，也存有偏心。

问：怎样才算是好的作品？

新加坡有Singlish，其实也有新加坡华文，但新加坡和所谓标准华文和普通话目前差距不太大。

“新华文学三剑客——文字气脉与书写性格”座谈整理，上一期刊登三主讲人的谈话内容，本期刊登读者提问部分。

历史上，英语就是由老德语系语言简化，加上Norman Conquest （诺曼人征服英格兰）时法语词语大量进入，出现的新综合语种。我不知道会不会有一天，新加坡会发展到用独特的“新加坡华文”创作。

陈：人当然会被环境影响。能凌驾环境，是很不容易的。所以很多人掉队，或者有些人写来写去就是这些。更视觉的说，就如画家画来画去就是新加坡河。但是否真是这样呢？

关于禁忌，有什么禁忌吗？我是感受到的，特别是刚从台湾回来的时候。那时台湾已经解严，自由的声音很大，什么都敢写。但回到新加坡写了就不行。禁忌与红带在拉扯，我是感受到的，有时编辑还会给我“打电话”，问我可不可以不要这样写？

大学时代建立的文学理念告诉我，一个文学文本最终须要建构自己独立的世界，自给自足，须把文学和直接现实隔开，外界的现实进入文本须重新包装、虚构，重点应放在人性某种永恒的命题。白先勇、张爱玲的作品也很多有政治和现实的内容，但大都作为背景处理，我觉得他们更注重人生的感悟。

柯：我们以华文书写，今天用华语来讨论。刘培芳的新书《远去的硝烟》书写的柬埔寨，其他还有菲律宾、印度尼西亚等地，以及就在我们身边的不同社群，各种各样多元化的人事物。

黄：你是指多元环境里，为什么继续选择华文写作？

回头看新加坡，你更容易看清楚一些复杂层次，其中矛盾与和谐是如何交错存在。

陈志锐（以下简称“陈”）：在成长的过程中，好作品的标准一直在变化。我自以为大学时候写得很好，技巧纷陈，后来减少技巧的部分，我是不是没有以前那么好了呢？

周：我最近去了西安。当你实际在地时，古往今来都在同个时空瞬间重叠一起，文学、文字、音乐也在其中演变。你感受到除了最现代的，也看到底层层层叠叠的东西，还有今天和历史上地方与地方之间的关系。

陈：我不知道为什么希尼尔选我的那首诗。我费尽心力写的小说竟然没有入选，我知道哪一个作品用的力多寡。

我希望使用华语、华文为社会语言的人，眼光不要只是局限在华人，应该要扩大视野。

相对于浪漫派诗歌语言，现代英文和汉语诗歌语言可能变得趋近一点。我发现就当代而言，连英、美和新加坡英文和英文诗的表述美学也都不太一样。

柯：对乡土的关注，是最前卫的态度。

（迟子建后来撰文回应：“归国后有朋友说我在新加坡演讲后的听众提问环节，我曾说在新加坡这样一个治安如此好，如此美丽富庶之地，从事文学创作的人，可能没那么大的便利，因为文学是和苦难相连的，据说引起个别作家的异议。在此我借此澄清，我绝没有说新加坡产生不了好的文学，而是说在这样一个地方，写作的挑战性会更大，这其实是表扬的话，不知怎么被误解为批评，可见交流是多么的重要！新加坡的历史不是没有苦难，所谓光鲜的生活下当然也埋藏着人类共有的生老病死的日常苦难，而这都是写作的资源。”）

问：几天前的讲座上，迟子建提到新加坡极度安全又沉闷，不利于创作。不知四位对此有何见解？

英文诗的句式和华文诗很不一样，这和思维文化习惯有关。庞德翻译唐诗，有趣的是，这间接影响英美现代诗后来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