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实都是时代的产物，只是活在当下，又是个蒙昧的小学生，时代的潮流与变迁，即使有感，也只能是隐隐，不知其然更不知其所以然。后来才知道，“特选中学”的制度始于我升中学后的下一届；也即是说，若晚出生一年，以我当时的成绩，将顺理成章地考上立化中学并同时修读英文和华文为第一语文。但我早生了一年，且听从了家里的意见，从华文小学转读英文中学，降陆于一个平行的宇宙，打开了首一年鸭子听雷，形同文盲的学习生活，骤然成为一个两面不是人的（伪）英校生。

那年我大概11岁（借用王文兴短篇小说《欠缺》的开头句）。

（注：2017年10月6日在新加坡城市书房，以《文青是怎样炼成的》为题，进行讲座。之后据此材料，整理写成系列文章。此乃首篇。）

虽身处这个蕞尔小岛，却以一个更广阔的文化圈作为依归──国民身份与文化认同并无冲突，至少在我幼小萌芽的文青心灵里。但脚底下隐隐然已有骚动，继而雷声隆隆，闪电劈空。

但是奇迹竟然出现：公共服务委员会批准我到台大读中文的奖学金，于是我首次乘坐飞机，欣然远赴台北，继续我的文青梦。

“三更有梦书当枕，千里怀人月在峰”，琦君的两本书名概括了读书人的一种情怀，感染了当年无知的文青，于今回顾也似乎总结与终结了某个时代的精神。

那个时代的精神，在斑驳走过的数十年后回望，其背景实则是更庞大的冷战结构。我青涩岁月的70年代末80年代初，因为中国的文化大革命才刚结束不久，大多数的文化交流都来自港台；而我稚龄成长的60年代末到70年代末，居住在中下阶层的政府组屋的人们的交际语言是方言。但那个看似贫瘠的环境却是丰富的，不会说英语的华校生与新马港台的中文书写、粤语港剧、闽南语民谣、潮州大戏皆毫无隔阂。从邓丽君和刘文正听到罗大佑和张艾嘉，从《清宫残梦》和《小李飞刀》看到《网中人》和《千王之王》，从金庸、卫斯理读到余光中、郑愁予，都是极其自然随意的文化吸收，无视地域的疆界，跨越语言的藩篱；虽身处新加坡这个蕞尔小岛，却以一个更广阔的文化圈作为依归──国民身份与文化认同并无冲突，至少在我幼小萌芽的文青心灵里。但脚底下隐隐然已有骚动，继而雷声隆隆，闪电劈空。

四字句排比工整的校歌，用词艰深，当年自然是蒙昧的，和每天升旗礼唱的马来语国歌一样，纯粹发一堆没有意义的声音而已。唯校歌的语文透露了一个消息：我是一个华校生，而且是个末代的华校生。

文青理想与非文青现实的拉扯，具体展现于升大学的选择。当时最向往的是跟随黄城学长的哒哒蹄声，到台大念中文系。但碍于英校生的身份，高中时不能选读以《儒林外史》和杜甫诗为教材的“华文（一）”（约十年后返母校任教时英校生却已可选修以《红楼梦》和唐诗为教材的“高级华文”），学院也没开设“华文（主修）”；无奈无聊熬过“华文副修”的课程，高一提早会考后成绩优异高二即可免修，形同宣告我在新加坡的教育制度底下不再有修读华文的机会，往后只能彻彻底底地当个（心虚的伪装的）英校生──我在新加坡的大学报读的是会计系。

已经记不得是什么动力驱使，可能是喜好写作并偶尔投稿的表姐的启发，我把一篇课堂作文寄到家里有订阅的《星洲日报》的学生版，于是一篇题为《保持新加坡清洁》的短文成为我发表生涯的起始，本名署名外还冠有校名“成保小学”。

彼时新加坡尚有两份中文日报，且显然竞争激烈，几乎同时设立学生组织：我加入的是《星洲日报》的少年记者，“敌方阵营”是《南洋商报》的通讯员。学生报《星洲少年》每天出版两大张八小版，若勤于写作可同时化名多个笔名发表文学作品、活动报道、评论文字等，平均每周一篇乃等闲事，稿费更是可观的零用钱。组织里比我年长的高中生都是文笔优美的末代（真正）华校生，经由他们的引介接触不少台湾现代文学的作品，英校中学营养不良的华文教育借此得到了补充。众多发表的机会，活动频密的组织，写作前辈的启迪，皆有助于确立一个“文青”身份的雏形。

那可真是个风起云涌的时代啊。我捧读着阿裕尼文艺创作与翻译学会出版的期刊《同温层》，出席各种文学讲座并得以亲炙名作家如三毛、琦君、白先勇和张晓风，洛夫的实验新诗《石室之死亡》在台湾引发的论战也延烧到狮城，民歌手杨祖珺和吴楚楚来开演唱会……在在见证了一个生机蓬勃的华社群体的艺文面向。但更深层的社会变化已在不同板块的角力中蠢蠢欲动，讲华语运动的开展，南洋大学的关闭，两大华文报的合并，都在那几年发生。我只是抓到了时代的尾巴，且因为英校生的身份而幸免于华校生的坎坷，乐在其中却懵然不知其悲情；我自以为经历的辉煌时代也许正是苟延残喘的余晖，夕阳西下，断肠人在天涯。

风雨飘摇的年代里我进入了一座俗称“黄城”的堡垒就读高中；它长年致力于推动学生文艺创作与戏剧表演的传统，让我的文青生活得以延续，并以出版校友文集的“华初文丛”为目标而努力写作。但大环境和现实压力已不容罔顾，平日上课我和一班纯英校生一起用英文学习经济、会计、商业管理和数学，下课后转台用华语参与社团“中文学会”的活动。1985年出版的少年文集《晚风莫笑》收录的一篇文章，便借古人词句“今宵酒醒何处，杨柳岸，晓风残月”，抒发这种两边不着岸、徘徊于现实与理想之间的苦楚。

变成第二语文的华文于我游刃有余，但中二的课本仍有夏丏尊的文章，认真的华文老师还特别说明“丏”和乞丐的“丐”写法的不同。但我念的不是所谓的“一册”到“八册”，几年下来，和同时期念华校的友朋相比，中文能力自是落后许多了。

“我校成保，地处狮城；校舍巍峨，环境清新；发扬文化，作育精英；传道授业，智勇并臻”──校歌的前几句至今仍能朗朗唱出，当年的小学早已不复存在；原址如今是多层停车场，比三层楼高的校舍巍峨壮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