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三州府文件修集》中可以发现，19世纪中晚期海峡殖民地的华人底层社会存在不少问题。廖文辉说：“当时的华人社会因贫困，拐骗妇孺、迫良为娼、人口买卖等案件经常发生。另外，由于帮派林立，引起纠纷、械斗，层出不穷。欺诈、霸凌、强占财产等事件，屡见不鲜。”
填补空白民间社会生活
具禀人何道生、梁炯堂等，禀为倡设同济赠医社事。切何道生、梁炯堂等现拟在本埠单边街，门牌第三十一号设立医社，“敦请高明医师，赠诊贫病”，不取医资，以便贫人理合禀明，仅此。切赴护卫司大人案前，恩准施行。
另外，《三州府文件修集》卷一《禀帖卷》中，还可找到有关同济医院的记录：
这是一本经已绝版多年的读本——《三州府文件修集》，以今日的眼光看来，像这样一本于1894年在新加坡出版的殖民地公务员读本，在经过100多年的岁月沉淀后，具有什么意义和价值？
卷四之《论盂兰原始》如此说：
虽然是127年前英国殖民地政府培训公务员的华文读本，但由于内容的关系，《三州府文件修集》蕴藏大量有关新马华社，尤其是底层社会的资料。
大量民间俗语与方言
吾儿阿获向在香港做油漆工，素来守分，亦无异志，不料于十二月初六日，被港中环海傍街之源源栈客店用计骗他，拐往石叻作猪仔发卖。
廖文辉说：“妇女遭拐骗亦时有所闻，如妓院之鸨母串通妓女拐卖妇女。总之，诱拐妇孺、逼良为娼、贩卖人口是常发生的事。层出不穷的诈骗和偷盗，主要以骗取钱财和侵占产业为主，货品的欺骗也有。”
所谓“三州府”是当时华人对槟榔屿、新加坡、马六甲组成的英属海峡殖民地（Straits Settlements，1826-1946）的俗称。三州府首府初时设在槟城，1832年迁来新加坡。《三州府文件修集》则是一本殖民地官方编写，以培训殖民地公务员的华文读本教材。
此外，《修集》卷四中还有一篇关于创建同济医社的重要文档，那是卷四的《议设石叻同济医社赠医公启》，研究者可从中对同济医院创办的情形、社会背景、首任医师和成立日期有明确了解，弥足珍贵。
……南洋最重此节，而本坡尤甚。自十四日起，至下旬，各店户皆签集资款，设牺牲酒醴，为巨祭以奠之。并于公祭之外，复殷私祭，举国若狂。而各会则尤踊跃争艳斗美，备极奢侈，梨园曲部，萧鼓笙歌，纷杂于途，极形热闹，往观者途为之塞……故一届此节，即纷纷设祭，奢靡之处各不相让焉……搭抬演唱，美声美色，纷然前陈……
新加坡宗乡会馆联合总会联合马来西亚新纪元大学学院出版《三州府文件修集选编》，并由本地历史学者柯木林与新纪元大学学院中文系副教授暨东南亚学系系主任廖文辉博士，联手负责导论与编务。这也是宗乡总会首次重刊古籍善本的项目，并首次与马来西亚大专学府合作联袂出版史册。
从禀帖中可以知道同济医院的前身是同济医社，原址在单边街31号。发起人为何道生、梁炯堂等。
有关本读本的注释工作，柯木林举例，读本中提到的“澳门街”，很多人都不知道是在哪里，其实19世纪的澳门街就是现在的必麒麟街上段（Upper Pickering Street），在澳门街时期，这条街也叫“马交街”，1922年为纪念首任华民护卫司必麒麟才改名。目前很多人不知道，所以编注读本时也加注释。
在廖文辉看来，“这批是学者，又是高级公务员的老外进入东南亚后，热衷于对当地历史文化及民俗风情的研究，通过他们的眼睛，打开对我们自身的认识。这扇窗户也让东南亚进入世人的眼帘。事实上，学术研究只是他们的副产品，他们聪颖过人，拥有优越的语文能力，使他们留下无数的成果，开拓新的学术视野。”
廖文辉说：“杂文类中有好几篇骈文，以及奏折部分，由于都是知识分子的文字，如何断句，相当烧脑。有好几个句子，前后来回多次推敲，举棋不定，最后定稿时，心里还不是很踏实。与此同时也要作名词和事件等的注释，除了翻查古籍确认，还要斟酌如何注释。其三是处理异体字，依据文本或还原为正字，或保留加注说明；古籍中的讹误，也要挑出更正说明。”
《三州府文件修集选编》即将于下月出版，订购或咨询可联系施佩吟：seepeiyin@sfcca.sg；电话：66436479。
《三州府文件修集》中收录的，还有贩妻鬻（yù）子、赌博、伪钞、械斗、勒索等，与市井小民相关的社会问题。例如《修集》卷四之《贩妻鬻子》：
柯木林说，编注、出版《三州府文件修集选编》，首先是从383份文档中选出与马新内容相关者，共162件。为保存原书原貌，并将收录的原书函件影印作为附录。其他未选辑的函件则另列附表供读者参考。这也是首次将《三州府文件修集》附上原件出版，并加以点校、注释，方便读者阅读。
许多读者也许会问：殖民地政府为何会编一本“中文教材”，这些殖民地官员都读得懂吗？
柯木林说：“我在1973年就注意到这部读本。过去一些研究新马华人史的学者重视此书，例如陈育崧、颜清湟都引用过其中内容，但是由于多年来市面上一直无法找到，我当时只能通过第二手资料认知。这几年因为担任新加坡国家图书馆咨询委员会委员，获得善本珍藏部同意，才有缘翻阅这本殖民地官员读本；读后觉得此书具史学价值，而且具有双重身份，它既是‘官方文件’，也是‘民间史料’，由于是文献，内容真实，因此想到编注及出版这本书。”
这起个案说的是，阿获被诱拐到“石叻”当猪仔，石叻也即新加坡。
在廖文辉看来，“由于华族人口宠大，又不团结，不同帮派语言之间隔阂产生的矛盾，往往诉诸武力，这就是为什么早期华社时常发生械斗。牛车水及附近地区是藏污纳垢的地方，妓院林立，龙蛇混杂。这一带治安最差，械斗、群殴、打劫事件时有发生。”
由于《三州府文件修集》内的文档大部分来自民间，文字也有大量当时民间俗语或方言，如羔丕（咖啡）、镭（钱）、呀罗（吵架）、暗牌（便衣警察）、船纸（船票）等。这些在地用语也是研究当时语言使用的第一手材料。
在柯木林看来，《三州府文件修集》是一部史料丰富的“宝典”，内容有通过民间向殖民地政府上呈的禀帖，以及中英政府的告示，各类商业和私人往来书信，遗嘱、申请书、誓词、章程、条规、合同、借据、序文、议论文、咨文、照会和奏章等形式，反映当年底层社会的生活点滴。
又如卷三之《拐人作猪仔发卖寻人书信》：
1877年，英国已在新加坡设置华民护卫司署（Chinese Protectorate，俗称大人衙），殖民地政府为了有效处理华人事务，严格要求公务员必须通晓汉语及方言，《三州府文件修集》即是为任职华民护卫司署的公务员量身定制的读本，此读本由首任华民护卫司必麒麟（William Pickering）的副手海尔（G.T.Hare）主编，海尔通晓华文和华人事务。
廖文辉说：“马新华人社会的论述，在官方文献穷尽的情况下，民间文献就显得特别重要，目前这方面的工作还远远不足，有待更多学者投入，继《三州府文件修集选编》之后，希望以后可以在这方面继续挖掘，为华人文献略献绵力。”
廖文辉说：“当我们翻阅史料，进一步了解这批公务人员的背景、经历和学术成果后，惊讶地发现他们都具备良好的语言条件、教育背景和优良的学术传统。他们大部分出自名牌大学，如剑桥、牛津或都柏林大学圣三一学院等名校。他们允文允武，通晓几国语言，有些还懂得方言，是不折不扣的汉学家。”
为何编“中文教材”
廖文辉说：“《三州府文件修集》珍贵而完整地保存较大数量的19世纪华人民间历史文献，在官方文献不足的马新华人历史，尤其是民间社会生活，读本的民间历史文献大大填补这方面的空白。”
庆中元百年不变
127年前，英国殖民地政府为了培训公务员，出版一本文言文读本《三州府文件修集》，让公务员通晓华文的同时，了解新马华社。百年后，新马两名学者柯木林与廖文辉联合编注《三州府文件修集》，填补19世纪华人民间历史留下的空白。
廖文辉也说：“这批同时兼具行政和学术双重身份的人员，最后有些还转型成为专业的学院派学术人员，如白剌顿（C. Otto Blagden）、温斯德（Richard Olof Winstedt）和巴素（Victor Purcell）等。本地华人史许多重要史料，大都由这批优秀的殖民学政人员，以英文保存下来。”
反映海峡殖民地华人社会
双重身份宝典
也是宗乡总会学术委员会主任的柯木林说，《三州府文件修集》英文名为“A text book of documentary Chinese, selected and designed for the special use of members of the Civil Service of the Straits Settlements and the protected native states”，目前由新加坡国家图书馆善本部收藏，而且仅止一本，目前市面上已经绝版。读本长29.5公分，宽23公分，厚4.2公分，分三册七卷，第一册包括《禀帖卷》（118件）、《告示卷》（70件）；第二册包括《通商书札卷)（ 83件）、《杂文卷)（55件）；第三册包括《文字格式卷》（30件）、《咨文照会格式卷》（13件）、《奏章卷》（14件），共收录383篇函件。除标题是英文外，读本内容全是中文，且是文言文，没有标点符号，今日读来并不容易。
某甲粤籍人，前数年携其妻至叻，生有一子，向无他弊。近缘被匪人所诱，堕入赌局，失业赋闲。由是俯畜无资，坐困愁城：别无良策，因而往淡申律地方访其友某乙者。茶烟之余，历陈近况，尽诉穷苦之怀。故欲开声借贷，又恐其不信。爰请于某乙，愿以其妻贩之，随获身价银六十元……
廖文辉首先提到人口拐卖问题：“闽粤华人为求糊口，出洋谋生，在动乱或法令松弛的年代，人口拐卖的事情，几乎随处可闻，除了骗取钱财，人身也惨遭凌辱。其中有一个劳工名为庄笃坎者，跌入拐匪设下的陷阱，被骗到日里（Jeli）卖充苦役，受到幽禁拷打，百般凌虐。同船者也有20余人遭受同样命运。类似的拐骗不论是整批成群的，还是个别或数人的更不在少数。”
《三州府文件修集选编》根据国家图书馆馆藏善本编选校注。柯木林与廖文辉一致肯定，在《三州府文件修集》问世100多年后重新编注、出版，具有一定的学术研究意义。
在《三州府文件修集》中也可看到百年前新加坡和马来亚的一些社会风俗习惯，廖文辉举例：“在新加坡，庆祝中元十分普遍，排场也很讲究。农历七月十五日，传说地府放出全部鬼魂，民间普遍举行祭祀活动，成了最大的‘鬼节’。祭礼的方式或荤或素，祭品有烧猪、鸡、鸭、白米包、水果、罐头、糖、油、盐、素食品等家禽肉食类，干粮杂果、素食斋品。华人向来信奉以歌舞形式祭奠亡魂，这理念也被注入庆祝中元节的活动中。我们在《三州府文件修集》找到一份百年前庆祝中元节的情况，十分有趣。从中也可看出，这个华人习俗，在新加坡已盛行100多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