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说采取的被略萨推崇的东方套盒的形式，中心部分是退伍老兵阿坚的战时经历，外一层是阿坚战后成为一个孤独作家的所为所感，再外一层是第一人称“我”，一个获得了阿坚的手稿的转述者。当然还有隐含的最外一层是保宁本人。飘渺穿插这数层之间的，有两种幽灵，一是死去的战友、敌人的鬼魂，一是爱人的“幽灵”。
她们才是纯洁本身
噢，也许是战争扭曲了他的三观，原来阿坚是一个负面角色，阿芳才是正面——上述这段文字让我更加热爱这个在磨难与羞辱中随时站起来的女性，那就是越南那些身穿Ao Dai（越南国服，束腰长摆，类似旗袍但素色）的女人们，她们穿越男人们留下来的废墟、遗址和暴力场所，她们才是纯洁本身。
这也是我今天阅读越南作家保宁的著名反战小说《战争哀歌》时，所感到的恍兮惚兮。《战争哀歌》1987年在越南初版的名字叫《爱情的不幸》，1993年译作英文在美国出版才改名为The Sorrow of War，战争被强调，爱情隐藏背后。可是正是小说中书写的爱情的凄美绝望，才构成了与惨烈战况相均衡的一种力量，使这部小说有别于其他欧美主流战争小说。
我记住的，只有浓郁黄色的馆墙，以及一张张从纪念馆里黯淡的灯火中走出来的刷白的脸。但是当我走回西贡那些热闹的市集，在一家家坐满了客人的Pho（越南牛肉河粉）店里闻着热气腾腾的香味，突然脑中有一阵轰鸣：我面前的生活是真实的吗？几十年前烧夷弹与机枪在这片土地上蹂躏的时候，与死亡为邻的生活究竟是怎么样的？
十多年前，周游越南，最后一站是西贡。逛完了那些法国殖民地建筑和古代占婆文明博物馆，几经犹豫，才走进了位于市中心的战争纪念馆。作为一个香港游客，我并没有参观这里的必要——据说，如果是美国来的游客，是硬性规定必须参观此馆的，以进行反战教育，用残酷的图片和数据使这个越南曾经最大的敌人忏悔。
这样的生，这样的越南，谁有资格说原谅，谁有资格伤害？
说到底，这是谁的战争？是阿坚和他的战友的，还是在后方默默煎熬的阿芳她们的？在小说临近结尾处，阿坚的苦难变成一种自我的强行升华，他总是以悲悯看待那些比他承受更大的无形苦难的女性，尤其是阿芳。原来他根本不理解阿芳为了生存、为了面对死亡而所谓的放浪形骸。
而爱情，无论战前战时还是战后的爱情，带出的都是我前面说的，生的形态与欲望。
（本文小标为编者所加）
两种幽灵穿插套盒数层之间
纪念馆的内容，其实我已经记不得多少，人类的心理往往这样，如果被某种饱满的情绪疲劳轰炸的话，会产生逆反心理——至少，会分泌出一种刻意的遗忘情愫，以求从过于强大的现实面前转过头来，尤其是这现实并非你亲身经历。只要想想鲁迅笔下倾听祥林嫂说惨的人们的心理就明白了。
然而当保宁克制下来，他所描述的密林游击才真正呈现梦魇之感，让人想起穆旦书写远征军在缅甸的惨胜之诗《森林之魅——祭胡康河上的白骨》，后者的森林仿佛一个自在的魔神，无视士兵们的挣扎；可是保宁更多笔触放在士兵们的疯狂上，环境的冷酷一闪而过。
第一种幽灵的图谱，是战地文学的常见写法，保宁的书写依旧带有浓厚的浪漫主义色彩——非常接近中国80年代某些伤痕文学的表现，情感是动荡激昂的，情节是极其戏剧性的——也许这是战争的现实，然而在饱经现代文学浸淫的读者眼中反而变得不可信，这就跟我前述在战争纪念馆出来那种不愿意直面的情绪是一样的。
仔细读来，我们会有一种错觉，在阿坚的每一次复述中的与阿芳的故事，都呈现细微的差异或者说位移，总有一些矛盾一些恍惚，记忆在悲伤中自我篡改着，因为无法直面现实。阿芳，是一个幽灵，是一个梦，一个一次次重现而无法告别的梦。这难道不就是极端的生存状况下迫出来的，爱情的本质吗？
保宁也像80年代中国伤痕文学作家一样，热衷于欲望的描写，潜意识里以欲望的生命力来反抗虚无。但当他一再借阿坚的目光窥视沐浴中的阿芳，我深深地为阿坚感到可耻，因为这个窥视的人，脑子里却在审判阿芳：“阿坚甚至想，阿芳身上的那份带有完美主义倾向的纯洁现在已经完全丧失了。这种丧失不是由于外在环境的破坏，恰恰是她自己造成的，而且毫无遗憾。她用一种坦然的态度接受了新生活，就像刚才在潭水里那样赤裸裸，那样炫耀她的耻辱一样。”
原来阿坚是一个负面角色，阿芳才是正面——上述这段文字让我更加热爱这个在磨难与羞辱中随时站起来的女性，那就是越南那些身穿Ao Dai的女人们，她们穿越男人们留下来的废墟、遗址和暴力场所，她们才是纯洁本身。
经历过战争的人的和平，与一直享受着和平的人的和平，大大不同。
（作者是香港诗人）
同时他偶尔使用的，是类似胡安·鲁尓福《人鬼之间》的叙事法——因此带出另一个幽灵，爱情的幽灵，实际上也是和平生活的幽灵。经历过战争的人的和平，与一直享受着和平的人的和平，大大不同。对于阿坚，和平生活就像他爱过的阿芳一样，永远不再是分别之前的面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