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睹她（13岁美少女真理惠）面带笑容，这时大约是第一次。就好像厚厚的云层裂开了，一线阳光从那里流溢下来，把大地特选的区间照得一片灿烂——便是这样的微笑。
年轻的姑母和少女侄女。固然有年龄之差和成熟程度之别，但哪一位都是美丽女性。我从窗帘空隙观察她们的风姿举止。两人并肩而行，感觉世界多少增加了亮色，好比圣诞节和新年总是联翩而至。
秋川真理惠的姑母说话方式非常安详，长相好看。并非漂亮得顾盼生辉，但端庄秀美，清新脱俗。自然而然的笑容如黎明时分的白月在嘴角谦恭地浮现出来。
（作者是中国翻译家）
毋庸讳言，在这个倾向于急功近利的浮躁的时代，提起文体修辞，每每被视为高考作文套路，甚至看成文字游戏，看成花言巧语的广告策略，而没有多少人真正关心修辞的本质及其特有的渗透力。听一听我们的节目主持人，扫一扫我们的媒体尤其网络媒体文章就知道了，一口一个“非常的”：非常的好、非常的聪明、非常的了不起……。“非常”后面何苦非加“的”不可？莫名其妙！况且，除了“非常”，就不能用其他大体相近的程度副词？例如“十分”、“万分”、“分外”、“格外”、“极其”、“极为”、“甚为”，以及“实在”、“的确”、“确实”，还有“很”、“太”、“极”、“甚”、“超”等等。各词之间没有任何隔离带，为什么不自由穿越而死抓住“非常的”不放？这才是“非常”，非常文体。不仅如此，结尾处还往往千篇一律问一句“对此你怎么看？”语言苍白贫乏到了让人忍无可忍的地步！语言的苍白，意味着内心的苍白；语言的贫乏，意味着精神的贫乏。是时候关心文体了，是关心文体艺术的时候了！
今年入围“劣性奖”的有八位作家，均为男性。其中一位名叫朱利安·高夫（Julian Gough）的爱尔兰小说家兴奋地告诉《卫报》：“我很高兴进入劣性小说奖的决选，尤其是与伟大的村上春树结伴，而我希望能赢。……能够加入约翰·厄普代克、汤姆·沃尔夫和本·奥克里等往届获奖者的行列必定是一项巨大的荣誉。”补充一句，村上入围了，但最后落选。不知他是为之庆幸而载歌载舞，还是为之懊恼或气急败坏。落选原因，当然是其性描写并不那么拙劣。至于是否真不那么拙劣，我不敢妄加评论，也没有评论的资格。
村上走红的原因，据村上本人推测，一是故事有趣，二是文体具有普世性（universal）渗透力。那么我们没走红的原因呢？几年前在广州同福建作家陈希对谈当中我问过他。他略一沉吟，回答说讲故事不难，难的是讲故事的调调以及由此生成的艺术情调。去年6月在浙江大学和许钧教授、作家毕飞宇座谈时我提起这点，也似乎得到了他们两位和在场不少人的认同。自不待言，讲故事的调调就是文体。这意味着，中国作家之所以未能像村上那样走向世界，较之故事的有趣，恐怕更是由于我们讲故事的调调或文体还缺乏“普世性渗透力”。
看12月5日《中华读书报》，国际版报道“村上春树入围第25届《文学评论》劣性奖”。劣性奖由英国1993年创办的《文学评论》评审，旨在奖励“现代小说中文笔拙劣、草率或多余的性描写段落”，以此提醒读者和作者对此保持警惕。村上入围对象作品是《刺杀骑士团长》，具体引用的是第二部第四十三章的一段。
如何？刚才说了，性描写的优劣不敢妄议，也不宜公开讨论，但就同一本书中的女性描写而言，可谓只优不劣。喏，将成熟女性笑容比为月而有别于传统的闭月羞花，将13岁女孩笑容比为阳光而不同于常说的阳光女孩。至于圣诞节和新年联翩而至以及蘑菇之比，更是不落俗套，让人思绪稍事迂回之后会心一笑。至于是不是村上首创，我没做过专题学术研究，自是不能断言。何况村上本人也在《猫头鹰在黄昏起飞》中坦言：“事关比喻，我大体是从雷蒙德·钱德勒那里学得的。毕竟钱德勒是比喻天才。”
中国作家之所以未能像村上那样走向世界，较之故事的有趣，恐怕更是由于我们讲故事的调调或文体还缺乏“普世性渗透力”。
较之入围“劣性奖”的性描写，我倒觉得这部长篇中的女性描写要优秀得多，试举两例：
我还想说的是，近三四十年来中国作家为什么没能写出足以和村上一决雌雄的小说？写都市题材尤其写都市年轻人生态的作家不是没有，如韩寒郭敬明饶雪漫等可谓比比皆是。他们并不缺少才华，然而始终未能像村上这样走出国门去日本火上一把进而满世界红上一片。想到这点，我就颇有寂寞之感。人家村上把日本故事向世界人民讲得那么好——其作品外译，2015年即已超过50种语言——我们为什么就不能对外讲好中国故事？
（她的耳朵）让我想起秋雨初霁的清晨树林从一层层落叶间忽一下子冒出的活泼泼的蘑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