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解释说：“我把这部书的排刊，由三育书店车兄进行，想不到久病三年，把校刊的事搁下来。到了可以着手校对，‘抗暴’以后的书业，实在差得很，私人开书店，真是走投无路。这么一大笔校印费，店中实在担任不起。我那时想起了两条路：一条路是把这份知堂老人的手稿让别人收藏了去，另一条路，便是让别的报纸来刊载。我托李引桐兄向南洋商报谈，一拍即合，而且大受欢迎。目前的排刊费，便是我运用了那笔稿费来支持的。这样，我对车兄了却一番心愿。”信中最后表示：“总之，我负一切责任，但希望处理这件事的朋友，勿使此事为亲者所痛心，而为见仇者所快才对。”
我面前的书桌上，放着回想录手稿影印件。厚厚一叠翻开，每一纸都那么干净整洁，每一字都清逸苍劲，本身就是一件艺术品。如果有一天能够把原稿每一页都影印出版，而且附上按照原稿再次校对的繁体字《知堂回想录》，以最接近原样的方式把老人们的心血奉献给今人和后人，那就算是最完美的结局了。期待会有那一天吧。
1967年的10月19日，是鲁迅去世31周年的日子。这一天，北京《人民日报》用第四版的整版篇幅刊登声讨檄文《“我们的痈疽，是他们的宝贝”——怒斥中国赫鲁晓夫一伙包庇汉奸文人、攻击鲁迅的罪行》，从刘少奇、陆定一、周扬、胡乔木一路斥骂过去，罪名就是利用周作人来反对鲁迅。文章中有一段说到“周作人还不受任何限制，可以为香港反动报刊自由写稿”。
老人所不知，除了香港媒体环境恶劣，报社还要考虑他那段历史与北京可能的反应。罗孚先生能够做的，就是由《新晚报》预支稿费，按当时最高标准每千字港币10元（相当于人民币4元2角7分）。有这样安排，保证了老人持续写稿，并通过《大公报》驻内地办事处朋友转至香港，绕过了海关审检查禁，全稿1200多页完整无缺。题目则由原来的《药堂谈往》改为《知堂回想录》。
（本文作者：曹景行（曹聚仁之子），资深新闻人，曾为《联合早报》时评专栏作者；曹臻（曹聚仁之孙女），文化工作者）
50年前的1968年，新加坡《南洋商报》开始连载知堂老人周作人（启明）先生的《知堂回想录》，前后凡10个月。此前一年多，老人已在北京文革风暴中惨苦离世，但他这部最后的重要著作却能完整传世，其中的艰辛曲折实为外人难以想象。最近我们整理了手中的所有相关资料，大致梳理清了整个写作与出版过程，以下面的文字来纪念《知堂回想录》刊发半个世纪，也是对知堂老人及曹聚仁、罗孚两先生迟来的致意。
《南洋商报》连载回想录
1970年的春天，曹聚仁经历了一悲一喜两件大事。悲的是长子曹景仲年初在张家口外的沽源县因公殉职，年仅25岁。曹聚仁四月才从费彝民那儿知道此事，深感“断指之痛”。接踵而来的喜事，则是《知堂回想录》终于出版了。十年牵挂，至此大致了断，罗孚形容曹是“兴冲冲地”拿了刚印好的回想录给他。
显然，曹聚仁这些年与周作人的关系，他为老人在香港出书发文章，以及他在《鲁迅评传》等文字中发表的一些看法，早已引起一些人的不满，文化大革命正是总清算的时机。文章虽然没有直接点名，但如此严重的政治定性，曹聚仁当时若在北京，难免落到与老人同样的悲惨命运。清楚记得，看到全国党报转载这篇文章，我们这些生活在内地的家人犹如晴天霹雳、大石压顶。
校对是重负
文章特别提及：“当时，有一个拜倒在国民党门下的无耻文人，就在香港大放厥词，攻击我们革命作家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来论述鲁迅的革命经历和斗争精神，胡说什么大陆上‘连许广平也不敢说真话’。他特别卖劲地替周作人吹嘘——这批牛鬼蛇神，里应外合，内外夹攻，闹得乌烟瘴气，令人十分忿恨。他们简直把这个大汉奸快要捧上天了。”
但此时，他还要向领导香港左派文化事业的《大公报》社长“费公”费彝民先生“报告”上述安排。他在6月10日夜半写信给“彝民、承勋二兄”，一开头就“明白表示态度，关于《知堂回想录》的刊行，我个人负完全责任，如有错误，我个人愿受任何处分，决无怨言。”信中说：“我并不居功，也不辞责。我先后校了三回，内容绝无反动之点，而且都是第一手史料，值得保留下来。”
1966年底，曹聚仁曾吩咐在北京清华大学就读的大儿子曹景仲去八道湾周家看望，但也只见到老人的儿子周丰一，说是老人“患病在床”。80年代初，周丰一和夫人张菼芳曾告诉曹的家人，景仲可能是探望老人的最后一位外人。1967年5月6日，已患癌症的老人在遭受多批红卫兵暴力摧残和非人虐待大半年之后，终于摆脱了生不如死的日子，在孤寂中离去，时年83岁。消息传到香港，已经是年底。
1972年7月，在《知堂回想录》出版两年后，曹聚仁在澳门病故。罗孚先生和鲍耀明先生，也于2014年5月和2016年4月相继去世。这两年，我们同知堂老人之孙周吉宜先生、罗孚之子罗海雷先生经常往来，相互交换家中旧藏和近期新获。或许，围绕《知堂回想录》那十年的书信资料，今后可以再编撰一部翔实的出版史料，对前辈和后人又是一种交代。曹聚仁当年“只求心之所安”，至今对我们依然如此。
第二次被腰斩
为此，曹聚仁“欣慰无似”。他对连士升先生说：“老人已逝世，我也垂垂老矣，在我生前这部故人的遗著，未曾与世人相见，总是一件人情债呢。对后世人，也是交代不了的大事。”他对施祖贤先生也表示：“知堂老人地下有知，一定深感盛情的。这是对百年后史家交代了一件大事呢。”这番心情，同三四十年前他与周氏兄弟共商出版李大钊（守常）文集，竟有几分相似呢。
老人去世之日，正是香港发生反英“抗暴”运动之时。受到北京极左势力的干扰，香港左派文化圈陷入前所未有的困境。曹聚仁主办的报纸经营不下去，他的多种著作也被左派书店拒售，拖了多年的肝胆疾病又加重起来，一时间可谓贫病交加，自顾不暇。那年夏天，他因胆囊炎发作被朋友紧急送进广华医院动了手术，盛暑中病卧两个月。
只是，三五十年后的今天，《知堂回想录》的价值已经得到公认，而这部珍贵的手稿也因罗先生的捐赠，收藏在了北京的中国现代文学馆，成为国民的公共财产。1993年，罗孚先生把保管了25年的回想录手稿托冯伟才先生带到北京：“考虑到私藏易散失，不如由公家保藏来得稳妥，现代文学馆就正是一个恰当的地方。这才对得住我熟悉的曹公（聚仁），我只见过一面的知堂老人。”
但很快，内地的文化大革命影响到香港。1967年初《海光》停刊，《知堂回想录》第二次被腰斩，老人却已无法知道。同样，香港的朋友也无法知道他在北京过着怎样的日子。曹鲍因接不到老人北京来信而担心他处境“一定不十分好”，但又不敢再给他写信以免增添麻烦。曹曾告诉鲍：“病中接启明老人来信，知道他也生病，又逢文化大革命，生活相当困难。可否乞兄筹借港币伍佰元，汇往老人济急？”
那两年内地民众生活很是艰困，营养缺乏，浮肿病蔓延，老人也不能逃过。而且周家人口多，夫人羽太信子又得病卧床至去世，经济负担益重。由此，来自香港的稿费和食品也成为老人维持全家生计的一个重要来源，此外还要援助同样困难的亲友，有关内容在周曹通信中占了相当的比重。二人最初把老人香港写稿所得谑称为捡三两粒“芝麻”，实际已成果腹的“烧饼”。
最后一节事情，就是手稿原件的处置。早先为知堂老人在香港出版了《知堂乙酉文编》等著作，曹聚仁会把老人的手稿分成多份，赠送给文化界朋友留作纪念。而回想录的刊登出版，从一开始就打算保留完整的原稿，每一页都由朋友找人抄写再送去排版。现在书已出版，曹聚仁就把全稿转交给罗孚先生保存：“兄可留作纪念，三五十年后，也许将是一份有价值的文物呢。”罗孚先生却不如此乐观：“世变甚殷，三五十年后如何，恐未必如公所想象。至少我辈已不及见矣！”
手稿原件的处置
回想录缘起曹聚仁1960年约稿，背后有《新晚报》老总罗孚（承勋）先生的承诺。知堂老人从一开始就关心稿子如何发表，但直到1962年底辛辛苦苦完成38万字全稿，仍然没有得到明确答复，期间他甚至一度打算搁笔。曹在信中则屡屡安慰加催稿：“先生不要停笔，一直写下去，决不会使先生失望。”
（本文小标为编者所加）
回想录本不在知堂老人的规划之中，能够写成、能够刊出、能够印成、能够传世，都极不容易，其中“种种挫折”
回想录本不在知堂老人的规划之中，能够写成、能够刊出、能够印成、能够传世，都极不容易，其中“种种挫折”“磨难重重”，在当代中国文学出版史中应不多见。最近重又翻看当年周作人、曹聚仁、罗孚、鲍耀明相互间数百封通信，对曹《校读小记》中“知我罪我，我都不管了”一语，有了更深一层的感觉。
“磨难重重”，在当代中国文学出版史中应不多见。
《知堂回想录》从一开始，校对就是重负。《新晚报》初载时怕京港间通信误事，曹聚仁先行校对，打算出书前再由老人总校全稿。但文革中局势大变，老人生死未知，曹聚仁只能扛起校对全责。“哪知我年老衰残，精神不济，伏案校对，腹痛如割”，直到入院病卧，百事俱废。1968年身体稍有恢复，《南洋商报》答应刊登回想录，也让出书成为可能，他便开始第三次的校对，尽管已经老眼昏花。
只是，在香港刚刚“浮过了生命海”的曹聚仁似乎不知道这回事，或者并没有放在心上。第二年，他身体略有恢复，又开始考虑老人遗稿的出版。他在给朋友的信中说：“弟年已衰老，入墓之日已近。对于故友的遗著以及现代文献之保存，不敢放弃责任。如老人著作由弟手中淹灭，弟何以对世人？”“弟并不想把这件事公开起来，使香港论客用为反共的藉口——为了国家体面，把这事处理得好一点，就是了。”
罗曹都已经感觉到北京文化政策开始收紧，却还是想把老人的文稿尽快刊登出来，接着就可以成书出版。罗参与筹备的《海光文艺》月刊，于1966年初出版了第一期。为谨慎起见，到了第三、四期才开始选载《知堂回想录》中《北大感旧录》那部分。同属香港左派文化圈的车载青先生，则允诺由他的三育图书文具公司出书，并着手排版制版。日本《朝日新闻》也有意刊登回想录的日译本。老人在给香港朋友鲍耀明的信中说：“我本无敝帚自珍之意，唯辛辛苦苦花了两年多时间写了出来，如能出版总比送进字纸篓去好。”
被迫腰斩
50年前的1968年，新加坡《南洋商报》开始连载知堂老人周作人（启明）先生的《知堂回想录》，前后凡10个月。
老人的担心竟然“不幸而中”，回想录刊登了40多天就被迫腰斩，只是并非“事关琐碎”，而是无法对老人明讲的政治压力。罗孚先生说：“那是中宣部通知香港的领导，不能继续这样刊登周作人的文章。”“自上面而来的责问是：‘这个时候还去大登周作人的作品，这是为什么？’”政治压力直接落到了罗的身上，曹则劝老人“对罗兄不要错怪，因为他也只能执行京中的政策，不能自己作主的。”
香港政治上左右对立，曹在信中多次对老人提及“情况复杂”，劝他给香港媒体写稿须谨慎小心，以免惹上麻烦。但老人的文字要在“左派”报刊上登出也非易事，“不是那么能大张旗鼓”。罗孚先生说：“左派报刊用它，多少有些试探的性质，只要上边不来过问，也就继续刊载下去。”
罗曹原先想把回想录安排在叶灵凤先生正在筹备的文化刊物《南斗》上，以为格调相符。不料新刊难产，回想录的发表也就拖了时间。直到1964年8月，老人终于得知文稿开始由《新晚报》连载，“在宣统废帝（文章刊完）之后，又得与大元帅（关于张作霖的文章）同时揭载，何幸如之！”愉悦之外，他却开始另一种不安：“但或者因事关琐碎，中途会被废弃，亦未可知。”
但那时左派书业连唐诗一百首之类的书籍都不能卖，车载青先生的三育书店经营十分困难，不仅无力印制《知堂回想录》，排版费都还欠着账。曹聚仁考虑了各种可能，想到了他写稿多年的新加坡《南洋商报》。经过当地著名华商李引桐先生的推荐，《南洋商报》总编辑连士升和总经理施祖贤同意从1968年9月23日开始连载《知堂回想录》，前后十个多月。稿费每千字10元（新加坡币）；扣去香港《新晚报》已经发表过的三万字，全部直接汇至香港三育作为书的印刷费，解决了车载青先生的困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