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问哥伦比亚作家、《百年孤独》的作者加西亚·马尔克斯，你为什么要写作？他的答案是：为了让我的朋友更喜欢我。虽然后来他对这一说法作了进一步的解释，但这个貌似脱口而出的回答，想必也符合某些创作者的心意，比如我，此时此刻。
我出生在广西西北部一个名叫谷里的乡村，地处云贵高原边陲。那里山青青，雾茫茫，远远看去一浪又一浪的山形，在云雾里仿如大海的波浪。美极了。但是，在成长的少年时期，我的山村不通公路不通电，四面大山，信息不畅。宽远的高山和连绵的森林让我感到渺小和孤独。偶尔飘过行人的歌声，那就是文明的符号，像雨点打湿我的心灵。11岁那年，我和一位少年朋友为到乡政府看一场电影，竟然瞒着父母，在没吃晚饭的情况下来回走了12公里的山路。山高路远和饥饿不是问题，问题在于看完电影后出来，我们才发现头上没有星光，回家的小路已被漆黑淹没，路两旁茅草深处不时传来野兽行走的声响，并伴随夜鸟吓人的怪叫。11岁，我竟敢冒着有可能被野兽伤害，有可能脚底打滑摔下山坡，有可能被父母暴揍的危险，去享受一场精神盛宴。这是什么精神？热爱艺术的精神。就像中国作家阿城在《棋王》里塑造的王一生，他插队到了农村后，一个村庄一个村庄地游走，其目的是找人下棋；也像《百年孤独》里的何塞·阿尔蒂奥·布恩迪亚，他试图从满是沼泽的马孔多开出一条与外界联接的道路；也像小说中那个一心想要复仇的鬼魂，当他千辛万苦找到仇人之后，竟然是想跟他说一句话。所以，那个晚上，与其说我是去看一场电影，还不如说我是想下棋，想开辟一条道路，想跟外面的世界说话。
1719年英国作家丹尼尔·笛福首次出版了他的长篇小说《鲁滨逊漂流记》，那个名叫鲁滨逊·克鲁索的主人公在海上航行时遇到风暴，只身漂流到荒岛，开始了长达28年2个月又19天的孤独生活。一次，他看见一艘船在不远处触礁，“心里产生了一种说不出的求伴求友的强烈欲望，有时竟会脱口而出地大声疾呼：‘啊！哪怕有一两个人，就是只有一个人能从船上逃出性命也好啊！那样他能到我这儿来，与我做伴，能有人说说话也好啊！’我多年来过着孤寂的生活，可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强烈地渴望与人交往，也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深切地感到没有伴侣的痛苦。”“我多么渴望能有一个人逃出性命啊！‘啊，哪怕只有一个人也好啊！’这句话我至少重复了上千次。我的这种愿望是多么急切，因此，每当我嘀咕这句话时，不禁会咬紧牙关，半天也张不开来；同时会紧握双拳，如果手里有什么脆软的东西，一定会被捏得粉碎。”
请回到我的小说，回到那一家三口的生活中去。虽然他们一盲一聋一哑，但最终他们借助对方的健康器官，达到了有效的沟通，甚至还生养了一个健康的孩子。从他们的故事里可以得出一个结论，那就是在这个世界上没有完成不了的沟通，只不过他们借助的是对方的健康器官，而我们借助的是伟大的汉语。
“相知无远近，万里尚为邻。”这是所有写作者最最想达到的目标。
当然，今天的各位朋友不是用钱请来的。相信各位作家和我一样也有交流的渴望，也有被人阅读的渴望。法国作家阿贝尔·加缪在《谜语》一文中说：“有一些人说自己不是为了让别人读才写文章的，但我们一定不能相信，因为在很大程度上，一个作家就是为了被人读才写作的。”新加坡是一块华语的飞地，我们一直在彼此阅读，从流行文学到严肃文学。当年，你们的祖先怀揣汉语，叮叮当当一路跋山涉水下到南洋。他们像牵牛赶马那样把那些字词带到这里，落地生根。你们的祖先以现在的飞机速度，让汉语往南飞行了3个多小时，让汉语的半径往南扩展，一直扩展到马六甲海峡。在这里，产生了一大批优秀的华语作家和诗人。是你们的坚守，让我感受到了华语的坚韧。是华语的坚韧，使我们的交流变得没有障碍。因为语言的无障碍，新加坡的作家才可以拥有中国巨大的阅读市场，而中国作家才有机会延长自己作品的半径。因为语言的无障碍，我带着8本书来到这里，但愿那些文字能与新加坡读者的目光偶遇。因为语言的无障碍，我对与各位的交流充满信心，并期望获得崭新的创作灵感。
因为封闭，我常常站在山上瞭望，幻想自己的目光穿越山梁、森林、河流、云层和天空，到达北京。后来，我把目光的这种特殊功能写进了小说，标题就叫《目光愈拉愈长》。这不是歌颂目光，而是在表达一颗因渴望而产生幻想的心灵。这颗心灵是孤独的，孤独到我在一篇名叫《没有语言的生活》的小说里，毫不留情地把盲人、聋人和哑人凑到一个家庭里。父亲看不见，儿子听不到，儿媳妇说不出。正常的沟通被活活切断。
《圣经》里有这样一个故事：洪水大劫以后，挪亚子孙要在平地上建一座巴别塔，希望塔比天高。那塔节节升高直入云霄。上帝知道这事后，降临现场观看。他看见平地上，城头上，人们川流不息地传运着砖料和灰泥，从下往上层层传递，有条不紊，塔愈砌愈高。上帝担心起来，对天使说：“他们的动作如此协调，靠的是同一种语言。如今建塔，往后做别的事就没有不成的。看来我们得变乱他们的口音，使他们的语言彼此不通。”于是，上帝使建塔的人们说出各种各样的语言，他们因为无法沟通，缺乏统一，人心涣散，建塔的工作半途而废。人类最终屈服于语言，再也无法挑战上帝。上帝变乱了语言，使人类的沟通变得困难，且成为一种渴望。
沟通，一直是个难题，从我的母亲开始。1990年，我把母亲带到我工作的城市与我一起生活。常常有远方的朋友打电话到我家，他们基本上都操一口标准的普通话。我不在家的时候，母亲会提起话筒。她不识字，更听不懂普通话，经常是答非所问。有时她坐在我的身旁看电视，一个故事会被我们母子俩看出两个故事。因为她听不懂，所以只能靠猜，也可以说她一边看电视一边在根据她的思维虚构。电视里的故事和我母亲的关系，就像《没有语言的生活》里的一个细节：盲子王老炳叫他失聪的儿子王家宽去买一块肥皂，但王家宽却买回来一张毛巾，原因是肥皂和毛巾都是长方形的，都可以放到身上搓洗。起先我常常对母亲错误的理解进行纠正，但久而久之，我以繁忙为理由，一任她的理解错误下去。于是她便生活在想象之中，自得其乐，自以为是。这就是没有语言的生活。而国家与国家之间，作家与作家之间，作家与读者之间，老师与学生之间何尝不是这样，只要不沟通，难免会产生误解，甚至于漠不关心。
为什么要强调此时此刻？那是因为现在我跟各位还不太熟悉，也就是说我在南洋理工大学驻校讲课及写作的前两个月，还没有机会跟更多的作家和同学交流，暂时处于潜伏期，所以特别愿意认同加西亚·马尔克斯的说法，渴望以写作的名义交朋友。一切有待发生。但之前，我的心情正如新加坡诗人游以飘《约会》中的诗句：“凑份子，务必巨大于心灵＼纤细于心眼＼前去的路上，你是草鞋＼也是玻璃鞋＼有时更是跑步鞋……”我就是一个到新加坡来凑份子的人，仿佛一双跑步鞋，在接到新加坡国家艺术理事会和南洋理工大学中文系的驻校邀请后，于今年8月17日午时，像一根秒针追赶时间那样跑步前来报到。
其实，两个月来，我以讲课和阅读的方式，已经在跟新加坡的学生和作家们进行交流。课堂上，我和同学们一起交流如何创作小说。从他们渴望的眼神里，我知道在他们中间未来一定会产生华语作家。课堂下，我阅读了几十篇参加新加坡金笔奖的小说。这些小说直观生动地呈现了新加坡华人的生活以及想象，其中不乏关于保护华语的故事。在我的家乡，山歌里有一句唱词：什么无脚走天涯？过去的答案是“大船”。但现在，我的答案是“语言”。语言无脚走天涯。许多新加坡的作家没有去过中国，但你们的作品已经去了。一些中国作家没有来过新加坡，但他们的作品已经来了。作家是通过作品与读者沟通的。但是我不放心，作品来了人还要跟着，以期达到沟通的双保险。作家以语言为生，靠交流维持信心。一旦沟通失效，写作也就失效。美国石油大王洛克菲勒先生曾发出如下感慨：“假如人际沟通能力也是同糖和咖啡一样的商品的话，我愿意付比太阳底下任何东西都珍贵的价格购买这种能力。”洛克菲勒先生不知道，在沟通方面作家们比他还着急。
没人说话会出现什么情况
上帝变乱了语言
让汉语的半径往南扩展
作家是通过作品与读者沟通的。但是我不放心，作品来了人还要跟着，以期达到沟通的双保险。作家以语言为生，靠交流维持信心。一旦沟通失效，写作也就失效。——东西
（作者为中国作家）
（本文是2017年10月20日，作家东西在国家艺术理事会和南洋理工大学举办的“驻校作家开幕茶会”上的演讲，略有删节。文中小标为编者所加）
是你们的坚守，让我感受到了华语的坚韧。是华语的坚韧，使我们的交流变得没有障碍。因为语言的无障碍，新加坡的作家才可以拥有中国巨大的阅读市场，而中国作家才有机会延长自己作品的半径。
只身漂流到荒岛上的鲁滨逊，首先面对的是生存问题，但当生存问题解决之后，他的最大渴望却是有人说说话。没有食物我们会死，但没人说话会出现什么情况？《鲁滨逊漂流记》是从亚历山大·赛尔柯克的真实故事获得的创作灵感。据当时的英国杂志报道：1704年4月，赛尔柯克在海上叛变，被船长遗弃在距智利海岸900多公里的一个岛上，四年零四个月，当他被航海家发现获救时，他竟然忘记了他的语言，变成了一个不会说话的野人。也就是说，没有交流就没有语言。日本作家远藤周作在他的长篇小说《沉默》中有这样一段描写：“终于听到远处有人声传出。纵使那是狱吏从现在起要审问自己，也胜过忍受这如刀刃般冰冷的黑暗。司祭急忙把耳朵贴到门口，想听清楚那声音。”为什么司祭渴望审问？因为很长一段时间他被关押在单独的囚室里，孤独，焦虑，害怕。这个名叫罗德里哥的葡萄牙传教士，在江户幕府禁教时代来到日本，当局要他弃教，但是他一直坚持，最终被单独关押。所以，他渴望有人说话，哪怕是带着酷刑的审问，那也是说话，也是交流。我的长篇小说《后悔录》，主人公曾广贤为了倾诉自己的后悔，竟然用钱请“三陪女”听他讲述。可见，交流是人类本能的渴望，当这种渴望强烈之时，甚至可以花钱请人来做听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