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1959年发表了第一篇小说《面摊》，陈映真迅速成为台湾文学界的一面旗帜，他对苦闷、彷徨的知识青年的刻划、高度的理想主义，是那个压抑年代的一盏明灯，激动着无数年轻人。也像那个时刻很多反抗者一样，这盏明灯被投入监狱。七年的牢狱生涯没有摧毁他，他反而变得更强大。他加入乡土文学的论战，并敏锐地捕捉到新型消费主义对社会与人的影响。他在1985年创办的《人间》，则是第一份向台湾人呈现自己真实生活的记录性杂志，提供一个社会重新观察自己的新视角。
一直到离世时，刘宾雁都没有对社会主义体制产生根本性的否定，陈映真或许也是如此。他们都是20世纪
作者是中国媒体人、作家
听到陈映真去世的消息时，我想起这则往事，还有印在当时的《九十年代》杂志上的那幅照片，高贵、意气风发。在那次见面后，两个人的轨迹再没有重合。1989年的天安门悲剧冲毁了乐观与希望，大陆、台湾、香港这三地也开始滑向不同的方向。这两位作家也都失去了表达的舞台。流亡美国的刘宾雁再没有写出重要的作品，不能深入民间调查，他天才记者的才华被闲置，没有正常的出版机制，他为民请命的道德感召则无处发挥。他变成了一个失去土壤的道德符号与政治分析家，不可避免地迅速枯萎。
在两人的见面中，陈映真的表现似乎更为强烈。一位与会者说，“他近乎崇拜的神情的肢体语言聆听刘宾雁的侃侃而谈”。这不仅因为他更年轻，而是他对大陆的浓重的憧憬之情。在多年来对台湾社会持续不断的批判中，大陆代表着另一种可能性，一个更代表民族自尊、社会公正的可能，一种乌托邦的尝试。
台湾深深卷入本土化运动，在民主化浪潮中跃上潮头的人，不论是人格还是特性都不是陈映真所能欣赏的；在新一轮的资本与消费狂欢中，陈映真代表的批判立场，越来越难以容身。在生命的最后时光，他搬到了北京，既是为了治病，或许也是为了躲避他越来越失语、厌恶的台湾。他也再没有写出像样的作品，一些时候，你甚至觉得他陷入了明显的迟钝与混乱。面对北京代表的这样一套压迫体制，他沉默不语，甚至偶尔还有辩护。这到底是思想上的错乱，还是他无法背叛自己青春时的乌托邦信念？但这种沉默确不啻是最深的背叛。
人格与精神气质的超脱
刘宾雁享受着迟来的荣誉。在长达20年的流放之后，他在1979年因调查性作品《人妖之间》成为舆论中心，随着接下来的几部报告文学，他成了大陆最受瞩目的作家。他的腐败之揭露，他普通人的竭尽声援，都触碰到那个时代最敏感的神经。
之子，都曾被一种建设乌托邦的理想所感召，相信我们创造一种崭新的制度，能诞生一种更完美的个人。
在海峡两岸，他们的人格与精神气质，都使他们超出了狭隘的作家范畴，他们更像是俄国的Intelligentsia的传统，道德勇气比文学才华更让人敬佩。他们都在各自社会被称作“社会的良心”。他们在香港的见面，被称作“香江盛会”，轰动了整个华人世界。那也是个亢奋、微妙、充满了希望的时刻。台湾抛弃了常年的独裁统治，大陆则洋溢着改革开放精神，香港则正在摆脱殖民阴影、走上回归之路。这两位作家的见面，像是一个离散了多年的华人世界再度融合的象征，是文学精神、理想气质、道德关怀冲破了政治禁锢的象征。
1988年夏天，陈映真与刘宾雁在香港见面。前者51岁，后者63岁，他们都潇洒、热情、倔强，处于各自影响力的顶峰。他们用力地握手，紧紧地拥抱。
一直到离世时，刘宾雁都没有对社会主义体制产生根本性的否定，陈映真或许也是如此。他们都是20世纪之子，都曾被一种建设乌托邦的理想所感召，相信我们创造一种崭新的制度，能诞生一种更完美的个人。或者说，他们总是需要一种超越个人生活的信念，值得为此作出牺牲。
在幻灭中成长
“一个美丽、崇高的理想常常带来丑恶而寂寞的幻灭；一个美丽而动听的理想，又往往成为压迫者或劫夺者施行压迫和劫夺的糖衣……倘若这世界上的恶者连理想主义这么一个敌人也没有了，则他们的恶德，便不知要以多么凶狠的姿态去吞噬这个无辜的世界。”陈映真在1967年写道。当我读到这句话时，感到一阵悸动。我这一代人是在这种幻灭中成长的，也可以轻易批评刘宾雁、陈映真们的理想主义困境，但我们也就必须承受犬儒者们的虚无、慌乱，生活在一个失去“良心”的社会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