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8年移居新加坡的丁云，曾以砂拉越巴贡水坝工程的停工为背景，写下游走于现实与灵异之间的短篇小说《雨林之魇》；后以1988年义顺村大迁徙为背景，写下突显国籍身份认同课题的短篇小说《最后的义顺村》。在这些历史小说（或称纪实小说）的创作基础下，丁云在写作以1963年安乐岛拘留犯暴动惨案为经，以新加坡黑社会景观为纬的长篇小说《惊栗岛》时，就显得成竹在胸、轻车熟路了。
温故知新的历史信息
丁云在小说中把林顿塑造成一个平日里喜欢将囚犯当成拳靶的监狱主管，也在不经意间点燃囚犯们心中报复的火引子。作为一名监狱总管，除了要照顾拘留犯的人身权益之外，执法狱卒的生命安全更是重中之重，林顿似乎没有看到这一点，这间接导致三名狱卒陪他命丧安乐岛暴动中。“心灵监狱”是一种可望而不可即的“乌托邦式监狱”设想，菲律宾巴拉望岛的“开心监狱农场”成功改造囚犯的模式，或许是新加坡监狱须要借鉴与学习之处。
魔幻现实主义手法的应用与铺叙，在为《惊栗岛》加分的同时，也可能削弱其作为一部纪实小说的可信度。此外，在《最后的义顺村》中，丁云写男主角国权不断地在寻找儿时玩伴小米；而在《惊栗岛》中，男主角阿昌也一直在寻找他钟爱的刘玉兰，书写策略如出一辙。《惊栗岛》中的粗鄙福建话穿插不少，这是否意味着当时的安乐岛囚犯全是／多是福建人？况且，在这些福建话中，有些有注释，有些未加注释，即使读者是福建人，要理解那些生僻的“福建拼音”也非易事，形成了阅读上的障碍。这或许是丁云有欠考量之处。
《惊栗岛》分为23章，丁云以倒叙和插叙手法交叉应用进行叙事，在历史事件的演绎中增添了若干艺术加工成分，例如在小说中采取惯用的穿插性魔幻现实主义表现手法。在《雨林之魇》中，丁云曾以同样的手法描述了“神树”作怪导致巴贡水坝工程被迫停顿；在《惊栗岛》中，他在安乐岛暴动发生之前，炮制了一个与历史事件无关的魔幻场景：“他们一咬果子，满口是虫蚁和黏膜，充满恶臭味，囚犯们把虫蚁黏膜吐出来，恶心地呕吐连连，口里吐出来的却是更多昆虫和黏膜。树木好像活了过来，每棵树会动，根快速伸展，缠绕住他们的脚，树叶纷纷飘落下，贴在他们身上，然后快速腐烂，黏着他们的脸、手脚。黑雾仍然幽魂似的到处窜动，然后，囚犯们一个个像疯子一样，嘶喊着互动攻击，纠缠殴斗，仿佛累积着的深仇大恨全爆发了。”
但在1963年7月12日，一场无法逆料与逆转的悲剧发生了。当天午餐时间过后，有人发出暗号，暴动一触即发。一群突然发难的拘留犯发疯似的，以锄头和巴冷刀等农具作为武器，把三名狱卒攻击致死，更把林顿淋上汽油、放火、乱刀砍死。
丁云通过报章新闻、档案资料与口耳相传的口述，不只在《惊栗岛》中还原了安乐岛暴动事件的历史现场，也建构了新加坡1950年代和1960年代的黑社会图景，让读者了解到新加坡早期的黑帮组织结构，例如帮派职位分为八等：黑棍、先生、红棍、白扇、文书、草鞋、虎将、马仔。
首先是缺乏对新加坡社会结构的了解与分析，安乐岛拘留所聚集了超过11个帮派的黑帮分子，埋下了最大的悲剧导火线。其次是林顿的社会常识贫乏，要知道，“监狱”与“改造所”基本上是截然不同的两种概念，前者重于惩戒轻于改造，后者重于改造轻于惩戒；要把流氓囚犯当成改造犯人来改造，并非法庭判决的初衷。
此外，作者成功塑造了两个色彩鲜明的主角——安乐岛狱卒林火旺和拘留犯阿昌，他们是儿时玩伴，在时代巨轮的转动下，一个提升，一个沉沦，过后在安乐岛上重逢，小说的主旋律都环绕着他们发展。在情节铺排方面，丁云也巧妙地把1961年5月25日河水山大火串联起来处理，这场大火改变了许多人的命运，包括阿昌后来的沉沦，立体展现了1960年代初期新加坡低层人民的悲苦生活面貌。
丁云在书中所要传达的信息，绝对不仅止于重述／重构一个血腥的历史事件，而更多是在反思这么一个“无围墙监狱”计划的失败。林顿的构想原本是好的，但把安乐岛实现为一个改造囚犯的场所，却折射出一些认识层面上的不足。
魔幻现实主义表现手法
《惊栗岛》的历史背景是1960年代初期的新加坡，当时英国殖民地政府把安乐岛开辟成关押拘留犯的拘留所，总管林顿来自爱尔兰，他坚信拘留犯如果利用时间劳动，学习一技之长，出狱后便可贡献社会，所以不主张以武器管制拘留犯。在首三年的实验阶段，拘留犯把安乐岛建设成一个设备齐全的开放式拘留所，他们在岛上自由活动，四周不设铁蒺藜和铁丝网。
《惊栗岛》在2016年面世时，有人把它比拟为新加坡版的《监狱风云》。事实上，这部小说所承载的历史信息，远远超过周润发主演的香港影片《监狱风云》。
以历史事件铺叙而成的历史小说，向来是新华文学重要的书写文体之一。希尼尔在1980年代初期以越战史实为主线所写的小说《将军泪》；陈闻察在1990年代初期以日据时期和反英殖民浪潮时期新加坡人民生活为主轴所写的小说《林汉钦》，都是本土重要的历史小说读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