剧中这些比喻框所点出的问题，以新加坡为语境，亦是贴切吻合的。我国长期以来以四大种族标签模式CMIO（即华族、马来族、印度族及其他种族的缩写）来归类国人。种族成为官方予以国人身份的一部分，却被视为不能随意公开讨论的敏感课题，担心若拿捏不当，产生的误解将再度引发60年代发生的种族暴乱事件。
观众一入场，立即看到六位华族演员在空荡极简的台上徘徊，做开演前的准备。开演的那一刻，演员先是面向观众排成一线，轮流介绍各自诠释的白种人角色。在接过剧组人员递上的道具之后，六人才缓缓走到台中央正式演出戏码。如此极具后设性的安排，给予观众重要的提醒：看戏时得带一丝抽离，不可完全投入于紧凑的剧情。这也暗示着，接下来的剧情里，观众必须看透其表层意义，才能准确地接收故事想勾勒出的问题，并与地点设在德国的故事产生共鸣。
在欣赏一幅画的当儿，我们的目光往往只会聚焦在画框内的画面，自然把画与画框视为一体，往往不会意识到画框的独立存在，更不会思考其作为整体艺术品一部分的用意。
种族与身份是明显贯穿全剧的主题之一。Abdown家人总以异族的负面刻板印象为由，不断警惕他少与他们接触，限制了他对异族的认识。后来在逃难过程中，Abdown为了生存借用非犹太人的身份文件，假冒成 “Anton” 混人纳粹军营时，军中上司也以相同方式来提升纳粹军人自身的种族优越感，加深对犹太族的敌意。
每年一度的种族和谐日不仅纪念这段可怕历史，更提醒国人，各种族之间唯有相互忍让，国家才能繁荣昌盛。然而，以剧情为依据，多年的CMIO政策导致国人互视彼此时，先看到的是对方的种族，还是国族？种族归类法在多大程度上局限了我们有效认识异族同胞，妨碍建立一个真正团结、互信的新加坡民族？那么，种族之间是否因为不相融，才导致当年的种族暴乱发生，还是另有其因？舞台背景利用影子戏来代表故事的时空转换，影子即由物品遮挡光源而形成。这或许隐喻，我们必须尝试跳出任何禁锢思维的框限，才能以明亮、不同的视角检视事物，解答一系列迷思之后，进而建构自己能最接受的事实。
种族被视为身份标签
这些种族主义的表现，将种族视为牢固不变的身份标签，以及决定品行好坏的道德标杆，犹如画框般框限了身份的可能性。然而，Abdown身边总会出现颠覆刻板印象的代表。而他本身的双重种族身份，充分显示种族分类是个主观的人造标准，既不能准确断定一个人的修养和品格，也不能完全代表其身份。
跳脱思维框限
就如观众入席时，只注意到台上走动的演员，而不会留意演员上方、舞台前方的巨型白色方框。倘若将画框移除，将如何影响我们的解读？没有框限的情形下，我们对画面的价值与意义判断会否消减还是提升？画框因此成为代表限制的符号，并在剧情里，从比喻的层面间接抛出这些疑问。
剧末，拍卖人售出画作之后，与老教授和富翁交谈时才恍然发现自己被骗：拥有正反两面的画作只有一面才是真品。艺术商所阐述的Abdown故事，原来是为了金钱利益，并于真实事件中掺加虚构细节，精心编织出的缜密谎言。Abdown的伪史不仅让艺术商最终得偿所愿，更点出真谛：凡掌握话语权的人，有将主观立场塑造成客观事实的可能，框定受众的思维。
由十指帮剧场总监张子健编剧并执导的英语剧《希魔诬陷》（Framed，by Adolf）讲述一名艺术商为了鉴定与兜售一幅堪称是二战时期政治人物希特勒（Adolf Hitler）未公开的画作，与拍卖人、富翁和老教授三人游说、磋商，从中叙说画作主人的故事——即犹太祖父Abdown如何购得画作，并在二战时期带着画作逃难，为此付出不少代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