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州工业园区借鉴新加坡经验办公室主任周育才今年5月在一场面向新加坡媒体的座谈会上的讲话指出，这些年透过持续的理念借鉴，中方学习新加坡各个领域好的做法和制度，包括规划建设、行政管理、亲商服务、招商办法、社会保障、职业教育、人力资源、劳资关系及海关体系等，塑造园区良好声誉，打造国际化营商环境，强化了对外资的吸引力。
园区开发建设的首个10年，专注于为园区发展打下坚实基础，两国政府并肩合作，一起制定实施园区总体规划。
展望未来，苏州工业园区管委会主任吴宏接受《联合早报》书面采访时说，园区将持续学习借鉴新加坡经验，以建设中新生命科学园、中新绿色数码港、中新昆承湖园区等标志性、示范性项目为纽带，拓展双向投资、科技创新、服务贸易、数字经济、绿色发展、城市建设、社会治理、人文交流等领域合作，推动更高水平的互利共赢，为中新两国全方位高质量的前瞻性伙伴关系发展注入新动能。
经济数据显示，园区的经济总量在2003年达到开发前苏州全市水平，也就是说，在短短10年再造了一个新苏州。2023年，园区地区生产总值同比增长5.9%，高于中国全国平均。
当时的中国也面临经济挑战。1978年11月，时任中国副总理邓小平访问新加坡，对这个岛国建国仅13年就取得的经济发展和城市建设成果印象深刻。
例如，园区的独墅湖科教创新区已引进20多所知名高校，新加坡国立大学也在2010年成立苏州研究院，深化研究方面的合作。
挫折：新中成不打不相识的好兄弟
2020年，新加坡科技研究局设立的苏州新科研企业合作中心在园区正式启动，进一步支持新加坡企业在中国市场落地生根。一年后，园区国际商务合作中心在新加坡设立，协助中资企业开拓新加坡和东南亚的市场。
1994年2月26日，农历元宵节，李光耀与中国时任副总理李岚清在北京钓鱼台签署了借鉴新加坡经验、合作开发建设苏州工业园区的协议书。同年5月，园区破土动工。两国通过启动首个双边合作项目，为促进共同利益提供了平台。这也是中国第一个跨国合作的工业园区。
中国首设跨国合作工业园区
作为经济区域化战略的一部分，新加坡推出区域工业园区计划，利用新兴市场成本低的优势，成为提供优质工业基础设施和行政服务的工业地产开发商。
周育才说，苏州工业园区较早接触新加坡研究的生物医药、数码经济和其他前瞻性产业领域，让园区在中国国内形成领跑的先发优势。
李光耀认为，苏州市政府非但没有对苏州工业园区全力以赴，反而利用同新加坡的联系，发展由市政府自己此前已开发的另一个工业区——苏州新区，而且通过操纵土地和基础设施的价格，让新区比园区更具竞争力。
近10年来，园区追求高质量发展，也成为两国企业双向国际化的桥梁。2017年，新加坡起步公司孵化器BLOCK71进驻苏州，让新加坡初创企业接触江苏乃至整个中国的创新生态圈。2019年，长三角境外投资促进中心揭牌成立，服务中资企业布局海外。
邓小平在1979年10月的一次讲话中说：“我到新加坡去考察他们怎么利用外资。新加坡从外国人所设的工厂中获益。首先，外国企业根据净利所交的35%税额归国家所有；第二，劳动收入都归工人；第三，外国投资带动了服务业。这些都是（国家的）收入。”
双方一度僵持不下，园区计划差点夭折，后来经过两国最高领导人出面协商，才渐渐摆脱困局。1997年12月，李光耀向时任中国国家主席江泽民提出问题，对方保证把园区放在首位，是“重中之重”，地方上的所有问题都会获得解决。
接下来的10年，为了保持竞争力，园区开始向高附加值产业转型，进军生物医学、纳米技术、云计算、现代服务等新兴领域。园区也积极培养和引进科技人才，推动创新驱动发展。
苏州市政府要的却是硬件——公路、高楼大厦、基础设施，以及通过新加坡的国际信誉所能吸引到的巨额外资，而为了保障这些地方利益，园区与核心目标渐行渐远。
历经这番磨炼后，双方官员也通过磨合调整，同时缩小工作文化差异，让园区得以迅速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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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光耀曾肯定园区是“宏大和史无前例”的新中政府合作项目。园区的成功，筑牢了两国的友谊桥梁和双边关系的基石，也将指引未来的方向，继续为双方合作探路。
邓小平与新加坡建国总理李光耀会面时，对新加坡的发展表示赞赏。邓小平回国后将新加坡列为中国的学习榜样。当时的中国正处于历史的关键转折时刻。1978年10月邓小平访问了日本，11月又出访新加坡等东南亚三国。他回国一个月后，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开启了改革开放的历史征程。
从低洼农田蜕变为光彩夺目的创新高地，新加坡与中国的首个政府间合作项目——中新苏州工业园区，今年迎来而立之年。从酝酿到动土，从蹒跚起步到跨越腾飞，苏州工业园区走过了初期不平坦的发展道路，而后步入发展快车道，多年来始终在开放与创新的最前沿，与时俱进。园区如今被誉为“中国改革开放的重要窗口”“国际合作的成功范例”。它的成就凸显新中两国历代领导人以高瞻远瞩、相互信任、尊重理解的态度密切合作，也预示双方将保持长远的战略眼光，推动园区持续成为两国合作的探路者。
“所以我们带过去的招商团，可能早上看苏州工业园区，下午就看苏州新区。中方的解释是掌心掌背都是肉，都得照顾。而且新区原来就有的，园区是后来加入的。但新加坡的态度是，我们全心全意把这个做好，对你是有莫大的帮助的，你不能分心。”
为协调园区事务，两国政府成立副总理级的联合协调理事会，首任主席分别是李岚清和新加坡时任副总理李显龙。截至今年，理事会先后举行25次会议，赋予园区至少135项先行先试政策。
中国官方也授予园区独一无二的管理权限。园区虽不是特区，不能完全享受深圳、珠海等特区的优惠政策，但可参照沿海开放城市经济技术开发区的各项政策，享有“不特有特、特中有特”的优势，加速新加坡软件的转移。
这一系列改革中，最重要的措施之一是采用以外国直接投资为导向的发展战略。此举可提供资本，创造就业机会，增加外汇收入，并促进技术和管理技能的转移，而这正是中国企业在当时竞争中迫切需要的。
从2001年起，苏州市政府将接过大股东的责任，主管开发计划，以首期八平方公里为样板，继续开发原定70平方公里的其他地段。
由于1989年在印度尼西亚峇淡岛启动的试点项目取得成功，新加坡相信本区域类似的工业园区项目也会取得成功。
回首当年，新中国内经济形势为两国合作提供了契机，双方都在研究如何将本国经济发展提升到新水平。
孵化：两国共同愿景促成园区启动
腾飞：10年内再造一个新苏州
园区和新区之间的竞争，促使苏州市政府脱离转移软件的初衷，也让外国投资者感到混淆。
1992年9月，李光耀与时任副总理王鼎昌访问苏州，与时任苏州市长章新胜见面，并对苏州提出合作开发工业区的建议产生了兴趣。应王鼎昌之邀，章新胜三个月后率团访新。
经过多次磋商，双方终于在1999年6月达成协议，新加坡财团和苏州市政府同意调整分别拥有的股权和管理责任。当时，新加坡是大股东，拥有65％的股份，苏州市政府拥有35％。
李奕贤笑着说：“当时我们算是不打不相识，过招后还是好兄弟。”
“我得跟他们说软件不是微软，软件是指你怎样营造一个环境和氛围，让跨国公司来这里觉得做起事情很容易，而不是应付千百种官僚障碍……你如果给他设置很多障碍，又要签这个，又要那个证，他们没有办法专心做他们要做的事。”
苏州工业园区正是在如此时代背景和特定经济形势中应运而生的。当时，新中两国都面临经济转型带来的挑战，都在寻求国际合作的可能性，以推动本国经济发展。两国领导人的共同愿景和目标是园区启动和成功的关键。
然而，园区的开发工作没多久就触礁。这背后的关键原因在于，中国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的目标出现分歧。
1973年的石油危机引发全球经济衰退，新加坡经济也因劳动力成本上升和土地短缺而失去竞争力。于是，新加坡1979年从危机复苏后，开始调整经济结构，在制造业之外推动经济多元化，并寻求将经济发展领域扩大到海外。
渐渐地，中方理解软件的重要性，并借鉴新加坡经验改变经商思维，实现高标准的城市规划和管理。
1990年，新加坡与中国正式建交，恰逢中国改革开放陷入困境的时期。两年后，邓小平南巡时说，新加坡社会管得严，中国应借鉴其经验并管得更好。
这段著名讲话随即在中国掀起学习新加坡的热潮，一年内有约400个中国代表团到新加坡考察。李光耀后来在回忆录中点评，以零敲碎打的方式学习新加坡，并不能让代表团了解整个制度的运作。他还说，由于国情不同，用新加坡的方法在中国做项目会很难；如果新加坡通过与中国的人员并肩工作，则可转移经验与专业知识。
卅载飞逝，苏州工业园区从建立之初作为展示中国改革开放决心的窗口、新加坡转移软件的平台、各国企业到中国进行早期投资的试验平台，发展为今时今日中国最具竞争力的工业园区之一，自2016年以来，年年在中国国家级经济技术开发区综合发展水平考核评价中蝉联首位。
问题到了1997年浮出台面，李光耀当年访问苏州时，公开指当地官员优先照顾地方利益发展新区，影响了园区的进展。
园区生产总值去年涨5.9% 高于中国全国平均水平
李奕贤在1997年以经济发展局官员的身份到苏州工业园区出任开发公司副总裁，负责招商工作。他从政后担任过新加坡贸工部兼国家发展部高级政务部长，目前是通商中国主席。
李奕贤举例说，那个年代谈软件，对方以为是指微软的操作系统，他得费劲唇舌介绍软件的概念，以及软件为何比硬件重要。
对中国来说，园区已发展为一个标志项目，其模式启发并推广到全国各地的许多项目，扩大了园区发展经验的影响力。园区的成功也让外界看到新加坡能够与中国合作办成项目，提升新加坡的声誉，随后在天津和重庆孕育了另两个政府间合作项目。
苦于与另一工业区竞争 园区曾与核心目标背离
北京最高领导人清楚，开发园区的本质是为了转移新加坡的软件，合作建设一个集工、商、居于一体的综合国际城镇，以吸引高素质的投资者。
当时亲历新中双方解决园区与新区竞争矛盾的李奕贤向《联合早报》忆述这段往事时说，双方经商理念迥然不同，产生了很多不同意见与摩擦。
1993年4月，新加坡第二任总理吴作栋对首次正式访华，向时任中国总理李鹏建议在苏州合力开发工业园区转移管理的软件——在策划、建设、行政管理、吸引外资等方面的知识和经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