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此，从中国上届政府至今，从总理到央行、发改委官员，都多次口头强调或通过行动体现，坚决不因经济下行压力搞大水漫灌式强刺激，这渐渐成了另一种思考的惯性，需要更强大理由来反证强刺激的必要性，才能扭转。如果要再次推出大规模刺激政策，可能还需要政治力与政治意志。
要说中国政府对经济不着急、按兵不动也不对。6月中旬以来，当局采取了一连串降息，又延长新能源车购置税减免政策到2027年，都是振兴经济的措施。只不过，相对于企业和市场人士引颈以盼的大规模刺激，这些政策只是“毛毛雨”，或如学者比喻的是“挤牙膏”，与预期有距离，反而导致社会和市场气氛更失望和低迷。
当时，4万亿经济刺激配套的效果立杆见影，中国的经济增速从2009年一季度的6.1%探底低点，迅猛上涨到二季度的7.9%，三季度的8.9%，到第四季度已高达双位数的10.7%。中国领先全球摆脱金融危机的影响，实现V型复苏，不仅避免了恐慌和大规模失业，还大大提升了国家竞争力。
上述两种考虑都有道理，也各有得失，甚至是巨大的得失。如何在这两难之中做选择？中国可以做的也许恰恰就是要避免走极端，以灵活、动态调整的弹性做法，走出一条最优路线。
另一方面，中国至今迟迟未出台大规模经济振兴配套，除了观念上的原因，也有资源不足的现实困境。经过此前三年的防疫封控和隔离开销，中央与地方政府财政回旋余地已今不如昔。根据国际清算银行的数据，2022年9月，中国债务总额接近国内生产总值（GDP）的300%，一些地方政府的现金流通常不足以支付利息，这局限了政府推出振兴配套的能力。
何谓大规模振兴经济配套？很多人记忆犹新的是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后，中国政府出手又快又狠地在当年11月宣布，将在两年内安排4万亿元（人民币，下同，7500亿新元）资金强力启动内需，促进经济稳定增长。中央政府承担4万亿中1.18万亿元，用于改善民生与社保水平、技术改造、生态环境保护，并大兴重大基础设施建设，包括将原先规划的公路和铁路等基建工程加速推进。
在中国国民高储蓄率的情况下，政府其实还有空间扩大规模举债，但是另一个更根本的问题是：当前企业与消费者信心皆不足，刺激经济措施的回报已大不如前。刺激政策的规模必须非常大，才能产生一定的刺激效应，而就算出台了大规模的刺激，效果恐怕也不会很显著。
美国媒体爆料中国正计划重大措施刺激经济、多名中国财经分析人士疾呼政府加大力度“救市”已经一个多星期了，传说中的“重大刺激措施”仍未见影子，话题也淡了下来。
延伸阅读
众所周知，中国制度的特点和重大优势，就是能擘画计划和长远未来，统一全国意志与集中力量，以咬定青山不放松的持续力，按蓝图去一步步接近目标——直到另一场重大危机爆发迫使原目标调整或放弃，否则较少动摇与进行动态调整。这就好比疫情期间当决定“清零”时，就全国一路坚持到底；一放开又是迅猛急转。
不少学者认为即便如此，中国政府还是需要出台大规模的刺激政策，赶紧行动起来稳增长，逆转负面预期，切勿失去了增长动能和中国在中美竞争中的经济优势。另一些专家认为，大规模刺激措施无法解决中国根深蒂固的结构性问题，只会使不可持续的模式再拖延下去。中国必须转变经济增长模式，改变对房地产的依赖，为此承受阵痛不可避免。
即使中国第二季经济复苏动能减弱，但跨国企业仍盯着中国的机遇，中国如今重点发展的新能源汽车、半导体、机器人都有光明的前景，都在保障着中国经济的未来。然而，高科技产业吸纳就业的能力远不如服务业，不足以解决中国庞大的人口就业需求，因此，中国仍应采取适度刺激措施来缓冲经济减速对民生的压力、深化改革以让私营部门有更广阔空间与得到法律保护，在各地以更有针对性而灵活的政策，增强投资与消费者的信心，让这个阵痛期尽可能短一些。
多年来，这种危机驱动的模式让中国爬坡过坎，但过程中也付出了代价，如何让成本不至于过大，体现的就是政府把握全局的能力与艺术。
那轮强刺激留下的结构性问题、产能过剩问题，让中国在之后好些年一直得努力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来矫正要素配置的扭曲。
不过，4万亿的功过是非争论也不少，其中一些严重负面影响延续了多年。比如，4万亿配套带来涨幅超过一倍的中国股市小牛市以及涨幅近一倍的房市，但刺激计划的失控也导致信贷过度扩张，加剧了经济失衡。如脱缰野马的房价是很显眼的负面效应，到2010年4月30日北京在全国率先出台商品房“限购令”，上海、深圳、广州等其他一线城市随后纷纷跟进，涨势就扩展到二三四线城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