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战前杨伟群在端蒙读小学,中正中学毕业后,于1949年初回到端蒙执教。杨伟群对比战前学校经费不足时,教师自动减薪两成;战后物价高涨,教师入不敷出,推举他这名新教员向董事部正总理杨缵文(杨伟群的父亲)提议加薪,最终学校让老师兼教夜学,赚取多些入息。

林楚人有段刻骨铭心的记忆,1949年正当壮年的父亲在职期间患癌去世,一家的生计全靠梅汤来维持。杨缵文郑重地穿上长袍马褂,跪在林国璋的灵前嚎哭,为端蒙的二战办学画上句点。

日本军政府命令继续办学

林国璋带领学校度过提心吊胆的昭南岁月,又必须应付战后大批学生回流,经费不足下让学校重新走上轨道,过程艰难重重。殖民地政府于1946年提议,翌年落实的“新加坡十年教育计划”,端蒙获得政府部分津贴,多少舒缓百业待兴的压力。

此外,军政府为了应付劳动力需求,命令年轻人就业,否则将被抓去强制劳役,中学生纷纷投身职场。军政府亦设立工艺学校和海员训练学校,让14至18岁的适龄中学生上速成班,结业后派到军队或工厂工作。由于新马缺乏医生,昭南医科大学(爱德华七世医学院)重召辍学的本科生回校,受训后前往兴建中的泰缅铁路从医。

在硝烟弥漫的战争岁月,无数生命被剥夺,美好家园被摧毁,这段时期究竟对本地教育有何影响?作者通过端蒙中学纪念刊的校史,一名副校长的口述历史,以及校长女儿的记忆,再结合国家档案馆相关资料,勾勒出二战时期本地办学的轮廓。

当局采用“渐进式模式”,沦陷首年的教学媒介以华文为主,英文则以日文取代。翌年改以日文为主,华文为副,教师被令集中受训,学习日文和接受体能训练,下午回到学校教书。第三年废除华文,完全以日文教学。大家必须听电台广播做体操,唱日本国歌《君之代》,朝东北作“宫廷遥拜”。女教师害怕遭遇不测,因此几乎都是男教员。

林国璋的女儿林楚人回忆道:父亲跟老师同学亦师亦友,经常一同活动郊游,典型穿着是时尚的浅色西装和深色领带。父亲对自己的孩子十分严格,做错事一律罚跪在蚶壳上。

端蒙历经辛亥革命和战争年代

学日语和上职业课

端蒙科学仪器室,二战期间被炸毁。(作者提供)

学校无法支付林国璋全额薪金,规劝他以商养文,买下天源永梅汤公司,用黑梅和桂花糖冲泡装瓶,交给咖啡店分销。当时连有相当实力的潮商都面对学校资金的困境,遍布全岛的乡村学校可想而知。

军政府下令21所华文小学于4月中旬复课,包括市区的端蒙、公教、维多利亚(易名惹兰勿刹男校)和另外12所小学,以及包括碧山亭学校在内的6所乡村学校。中学复课遥遥无期。

日本投降后,端蒙于10月1日校庆日复课。位于民多路(惹兰苏丹路一带)的分校于日据时期改为民房,光复一年后才重开。随着1949年中国政权易手,学校逐步淘汰中国课本,改用本地出版社编撰的教科书。

这个年代胶价惨跌,紧接着美国经济大萧条影响全球,许多华商受到波及。正当市场恢复常态,中日战争全面爆发,南洋华侨筹赈祖国难民总会成立,许多资金用来支援中国。时任端蒙校长林国璋鼓励同学卖纸花筹款,不过不允许在校内支持抗日活动。

校长以商养文

占领新加坡一个星期后,日本军政府通过多个管道号召居民学习日语,例如《昭南日报》和昭南广播电台推出日语课程;当局于“日语周”主办日文作文比赛、演讲和辩论比赛等,学好日语的人士获得奖赏。当局的宣传稿甚至说道,学会日语可以减少跟日军之间因沟通不当所引起的误会,人们开始到夜校修读日语课程。

日据初期,军人居住在各所学校里。沦陷约两个月后,社会秩序大致恢复,军政府告诉居民, “英国甚至美国不可能回到这个地区,未来没有丝毫使用英文的机会”,将英校大门锁上。4月份,30所马来和淡米尔学校重开,让年龄介于6至14岁的学童回返校园。

日军占领新加坡,端蒙董事陈秋槎(潮州八邑会馆发起人之一)和教师陈基实被检证罹难。林国璋带着一家六口,从距离学校百步之遥的莫罕默苏丹路住家,逃到后港种植园避难。

许多家长抗拒日治,干脆不让孩子上课,很多适龄的学生都失学了。举个例子,1943年以日文教学为主的时候,马来和淡米尔学校有5000多名学生,总人口超过七成的华人只有3000名学生。

1906年本地潮商创建端蒙学堂,时任中国清朝领事孙士鼎和出使英国的钦差大臣汪大燮,分别以“端蒙学堂”和“果行育德”墨宝相赠,凸显清朝政府对海外华人办新式教育的重视。创校先贤之一的陈云秋支持康有为和梁启超,回到中国家乡推动维新立宪。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槟城海战”德国击沉俄罗斯和法国战舰。商人见战争近在眉睫,纷纷捐款援英抗德,不过并没有影响办学使命。

1941年12月8日天尚未亮,日军空袭新加坡,端蒙校舍被部分炸毁。教育局紧急通令各校提前放假,两个多月后新加坡沦陷。

二战前,端蒙学生跟到访的南洋女子中学校学生进行排球友谊赛后合影。(作者提供)
中国清朝钦差大臣汪大燮以 “果行育德”墨宝赠予端蒙学堂,寓意以果断的行动,培养高尚的道德。(作者提供)

日据时期,知识分子或被检证,或隐姓埋名,学校被迫关闭。一些华校被令复课教日文,有些家长不让孩子上学。1945年日本投降,殖民地政府回归后,有心人士纷纷创建乡村华校,让超龄生与流浪街头的孩子读书,当时的华校生约占六成。50年代末,务实的家长多数让孩子上英校,华校生少过半数。

一战结束后,政府审核教育政策,于1920年10月实施殖民地学校注册条例。端蒙采纳英校模式,但除了英文,其他科目皆以华文授课。

近日来重新参阅消失30年的母校端蒙中学于战争时期的办校情况,通过收录在《端蒙中学70周年纪念刊1906-1976》的校史,杨伟群副校长的口述历史,林国璋校长(任期:1936-1949)的女儿林楚人女士(85岁)的记忆,结合国家档案馆的相关资料,勾勒战争年代本地的办学轮廓。